国内消费水平低使得经济过度依赖国外的市场需求。此外，即使中国能够找到合适的途径，在危机中促进家庭消费，但这种消费在全部需求中所占的比重十分小，因此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也不大。因此，每当中国需要在全球经济下挫之际保持经济涨幅时，便会刺激投资。他们通过国有银行体系向国有企业发放大量贷款，使其能够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规模。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成功地落实了“栽好梧桐树，引来凤凰栖”的策略，发展了基础设施。但是固定资产投资过快也会带来很大的危害，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已经完备的情况下。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官员热衷于形象工程，喜欢建造巨大的机场、豪华的现代化大楼（尤其是官员们自己的办公大楼）以及大型购物中心。这种经济刺激方式是不是能够长久维持下去尚不明朗。过去，中国的领导人已经作出了必要的调整。他们能及时远离出口拉动增长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的诱惑吗？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中国将深化断层线还是弥合断层线。
出口增长型国家的难题如何解决？
后发国家最初并不注重创新，也没有创新的动力，因为富裕国家已经开发了必要的技术，而且这种技术可以被授权使用或者借来使用。它们在处理基础教育缺失、劳动力技术水平低以及医疗保健体系不完善等传统发展问题的同时，竭力弥补一个基础性的缺陷：现有组织的缺点。它们认为，加强组织的过程需要政府进行大规模而且比较慎重的干预。新成立的企业必须得到优惠待遇。然而，真正的危险在于，新成立的企业要求长期保护，并会遏制经济增长，这一点在印度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停滞中已经暴露了出来。
其中的一个选择就是增加国内竞争，降低准入门槛，取消多重补贴。但政府认为这会浪费资源，可能会危害到刚刚实现赢利的企业。此外，国内市场狭小，再加上对企业的优惠政策会抑制家庭消费，使国内市场受到进一步压制。解决之道在于发挥世界市场的约束力以及吸引力。政府利用向外资开放经济带来的威胁迫使企业实现自立，强迫运行良好的公司展开竞争，扩大出口。政府强行进行这种转变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企业希望政府能够继续保护它们，使它们的经营相对稳定而又能实现赢利。但有些政府，尤其是设法避免私营企业影响的专制政府，会推动本国经济向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变。而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之喝彩的增长奇迹。
不幸的是，它们的增长严重依赖出口。在追赶发达国家的那些年中形成的政府政策、国内既得利益团体以及家庭习惯也导致了这种依赖性。世界因此失衡了，而市场却无法轻易修复这种失衡：我在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任职的多数时间都在就全球贸易失衡的问题发出警告，而不是金融问题。但这两者又相互关联，因为全球出口国有着大量的贸易盈余，它们迫切需要寻找那些政策保护较少而倾向消费、同时又具备借贷消费能力的国家。至少短期内是这样。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和东亚地区的国家因过度支出而陷入困境。至于这些事情发生的原因和过程，我将在下一章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