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政府试图直接增强企业的效率意识和质量意识。比如，台湾经济的设计师尹仲容曾下令在台北公开销毁两万只不达标的灯泡，并没收了数吨不达标的谷氨酸一钠（一种食品添加剂，味精的化学成分）。在这些案例中，生产者能够领会政府的意图。但是政府需要的不是某些官员心血来潮式的约束，而是更加系统化的约束机制，这种机制即使在特权企业面前也一视同仁。
发展中国家的特权政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普通家庭遭到不公正的待遇，导致家庭消费水平偏低。对于新成立的企业而言，工资水平往往很低，因为在低效率的农业部门有大量富余劳动力在等待着工厂的低薪工作，形成了随时可以替补的预备大军，结果妨碍了工业部门的工资上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有可能会干预工资制定过程，这种干预行为有利于资方而有损于劳方，有助于增加企业的竞争力和赢利能力。此外，特权企业能够以低价购买政府控制的能源和矿产等自然资源。政府为了弥补由此造成的财政收入损失，便加大对家庭的征税力度，而在这样的垄断市场中，企业向家庭出售的商品价格很高。与此同时，银行提供给家庭的储蓄利率是由政府制定的，非常之低，而政府却对企业贷款提供补助，这就进一步剥削了普通家庭，无异于火上浇油。
总之，打造强势企业的需要可能会导致政府以牺牲公民利益为代价给予企业和银行特殊利益。因此，这些经济体中的国内消费就受到了人为的压制。我年轻时的印度与我的韩国朋友记忆中的韩国没什么两样，工资低、工作时间长、消费受到抑制。没错，他们很多人都回忆起夜色下的首尔是何等暗淡，因为当时禁止消费品做霓虹灯广告。宵禁确保了安全，同时也阻止了年轻工人将精力浪费在跟经济生产无关的夜生活上。因此，管制资本主义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公司由于国内消费不足而丧失了广阔的国内市场。
外向型增长和管制资本主义
约束低效企业并拓展商品市场的一个途径就是鼓励国内的大公司进军国际市场。这样不仅能迫使企业生产出成本更具有竞争力的商品来赢取国际市场的份额，同时大规模的国际市场也为这些企业提供了发挥规模效应的可能。此外，由于出口企业不再受制于狭小的国内市场，便可以加大力度生产在国际市场上最具比较优势的商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