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不信,我小时候,阿爸有一台坏掉的老收音机,放在谷仓楼上。那时候我以为只要修好它,就能收听到以前放过的那些调频节目:阿莫斯与安迪、派普速得牌牙膏广告,或者听播音员随便聊点什么。我想里面传出的声音,会跟线路不大好的电话里的声音一样,嚓嚓响,吞噬掉语句中的音节。我曾成天缠着阿爸,要他把绿电线绕到黄电线上,或者试着戳戳看音箱那坑洼的表面,看行不行。他一句“该干吗干吗去”就把我打发走了。
我生出来的时候,阿爸已经五十岁了。收音机是他境况最好的时候置来的,不知道为什么怎么都不让我碰。如你可能正在想象的一样,收音机很大,由实木雕刻而成,油光发亮的红木包着铜,喇叭比我的脸还大,扭盘因为有一次收音机摔在地上,上面有裂缝了。阿爸,佝偻而不厌其烦的阿爸,每每跟在我后面,爬到堆草房的角阁上,收音机就放在架子上,像那阵时兴的点唱机那样引人注目。因为想听阿爸的故事,我求他像以前修拖拉机和水泵那样,修修看这个收音机(他一般都能修好各种东西),反正死马当活马医。
阿爸一再说,他没心思对付带电的玩意儿(他是这么措辞的)。他说工夫要花在刀刃上。但是这个收音机里肯定有秘密。我完全不明白,干吗把它总这么放在角阁上。
十四岁时我从图书馆借来一本讲电器的书,开始一刻不停地摆弄家里能找到的所有黑红电线。我彻底被缠在一起的线迷住了。我把闹钟拆掉了又装起来。我把电话也拆掉又装起来。我连分送苹果的传送带都拆下来了。我开始对物体内部的构造产生好奇。我干的这些事,阿爸一次也没发现。直到有一天,我卸下收音机的后盖,被里面的情况吓得不敢继续操作,就把盖子放在一边,想转天再回来看看。
然而就在那天晚上,苹果开始霉烂。再没有比这更奇怪的事。我们有一百英亩苹果树,而病害像瘟疫一样在果园里由东向西地传播,一夜之间,二十英亩最好的苹果树都得病了。第二天,我们整天都在修枝洒药,试尽了书上说的所有法子。转天晚上,麦康果开始掉落。阿爸的烟是戒了的,这时又开始吸起来。他跑去银行查了查账户里的收支。半夜时候,我偷偷溜到阁楼上,睡在稻草和猫尾草堆上,想象“爵士大乐团”的摇曳歌声和“安德鲁姐妹”的甜腻嗓音在三角屋顶下面缭绕上去,一直栖上被连年的气息腌透了的老柱子。然后,我把黑盖子重新在收音机后面拧好。
奇迹没有发生,那一年,一半收成没了。这跟那该死的收音机毫无关系;是因为一种寄生虫,学名我已经不记得。但那时我才十四岁,我懂什么呢?是些像薯虫一样的小白虫,但是比薯虫凶得多。六年前,阿爸阿妈搬去佛罗里达州时,收音机被我修好了。我那年二十,还一心想听赫·阿尔伯特,结果里面放的是麦当娜。①我听着她走了样的老唱机一样的声音,大笑起来。
所有这一切,都与苹果无关,这话我说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