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发动了汽车，调整头枕的高度，然后说：“要开很久。”语气跟平常一样轻快。他在努力，不过太晚了。车身缓慢开起来时，轮胎扬起了尘雾。母亲和山姆还四目相望着。“我想不会有什么问题。”他又说，手伸到座椅后面，拍拍我的脚。
父亲拐出停车道时，母亲把头回过去，为了看山姆的眼睛。
“你们跑得真远，”父亲说，“把我急坏了。”他一直喃喃自语着，但是我已经没在听。我的母亲，整个人转向后面，这时候把眼睛闭了起来。
我想起有一次，哈德利给苹果树芽接。从一棵开花的苹果树上，截一段芽，接到已经开不出花的老树的枝丫上。他用一把利刀在老树的树皮上刻出T字。他说关键是不能刻到树皮以下。接着他像削木熟练工一样，把树皮片下来一些。新树的枝条装在食品卫生袋里，他从枝上切下正中间的一个芽，连带一片枝上的茎肉。我惊讶地发现，里面竟藏着一片小树叶——以前我从没想过树叶长出来以前都藏在哪里。他把那片树叶切下来给我，将芽插进老树掀起的树皮下面，然后拿绿胶带像裹踝伤一样紧绕几圈。
我问他，这一株什么时候才会长起来，他说两周内就见分晓。要是芽长上了，叶柄就会呈绿色。要是没长上，那芽和叶子就都会枯掉。而即便嫁接成功，不到明年开春，也不会抽出新枝来。他说这样嫁接，最大的好处，就是能让一棵老树，甚或是死树，死而复生。不管接的是什么品种的苹果，都会长在新接的枝条上。理论上，能在一棵树上种四五种不同的苹果，而且都可以跟原来的老树结的没两样。
我掀开后座的毯子。底下放了许多苹果（是山姆放的？）：科特兰、乔纳森、伯傅劳、麦康、波图尔。①我为自己能一眼分出苹果的种类而微吃了一惊。我直觉车里别的地方肯定还有更多苹果，而且肯定有苹果酒。所有这些都浩浩荡荡地带回加利福尼亚去。
我伸手拿起一只科特兰，脆响地咬了一大口。声音打断了父亲。“哟，”他说，“你还拿了些苹果呀？”他之前还在比较马萨诸塞和洛杉矶的空气质量，说完又转回原题，但是我和母亲谁也不听他说话。她看着我手里的苹果，眼神饥饿。
我把剩下的半个都给了她。她露出笑脸来，一口咬下去，比我还贪婪，苹果的汁液从嘴角流下来也不去擦。一直吃得干干净净，只剩下核。接着她打开车窗，将核扔在马路上。她把头伸出去。风把她的头发刮到脸上，整张脸藏在乱发后面，时隐时现。
另一侧的路上，一辆摩托车急转弯，开得离车太近，父亲给它吓了一跳，我也因此走了神。我听着马达的咆哮渐弱，对自己说，这是多普勒效应，它仿佛要消失了，却并非真的消失。它只是离开了我的视线范围，而这是暂时的。
母亲看着我的眼睛：为我坚强起来。为我坚强起来。我听到这无声的求告在车子里响起。母亲认为，对于父亲的疏忽大意，她必须作一些表示。她心里的声音像波涛一样传来，浪花般将我拉近她的身边，她说：我爱你。我爱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