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25日拂晓，3000日军包围了长城以南的山村潘家峪。关于八路军在潘家峪建立根据地的传言，使这里成为日军的眼中钉。
天色微明，日军在村口打死几个去赶集的人，又闯入村里，挨家抓人，把村民们集中在村西的大坑里进行集体屠杀。整整一天的屠杀过后，这个有1700人的村庄，1230人遇害，23户人家被杀绝，1350间房屋被烧毁。6天后，新华社战地记者雷烨来到潘家峪，在文章中写道：“听不见昔日的牧羊少年的歌声和老人的咳嗽，没有炊烟也没有灯光。黄昏里，在潘家峪，我们向谁告辞呢？”
从这一年起，日军开始更大规模、更长时间地清剿山区根据地，不加区别、普遍的暴力代替了百团大战前有选择的镇压，这就是声名狼藉的“三光”扫荡：杀光、烧光、抢光。
江南地区的乡村，也迎来了一场残酷的风暴。
对徐念初来说，1941年7月1日是一个记忆深刻的日子。“那天早晨眼睛一睁开，外面面目全非了。有些镇过去没有日本兵的，突然间都有了。鬼子、伪军加上便衣都下乡来。有时候人多一点，有时候三三两两、摇摇摆摆的，到处搜查。”
时为江苏海安县县党委书记的顾理昌记得，“鬼子今天到这儿‘扫荡’，明天到那儿‘扫荡’。鬼子来两三个小时，就强奸妇女，把鸡呀羊呀鸭呀都吃光了。有的人被敌人逮住，杀了，脑袋挂在大街上啊。小学的瓦房被汉奸部队‘二黄’伪军拆走修碉堡去了。”
1941年6月，汪精卫访日归来，同时还带回了一个名为“清乡”的计划。南京汪伪政府随即成立汪精卫担任委员长一职的“清乡委员会”，负责指导“清乡运动”。
“清乡运动”在军事方面由日军负责，伪军配合，在政治方面则由汪伪政权负责，以“军政并进，剿抚兼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为方针。“清乡运动”首先从苏南地区开始，逐步扩展到太湖东南、上海郊区、苏北及浙江、安徽、广东、湖北部分地区。“清乡”地区各级军民政务，一律归“清乡”机关管辖。
1941年7月1日，“清乡运动”拉开序幕。
据徐念初回忆：“当时我们听说日伪要用竹篱笆封锁交通要道。我们感觉好笑，你这个竹篱笆能挡得住什么呀？”
徐念初眼里的竹篱笆，不过是一根根细竹子搭起来的，随时可以拆掉，用它封锁交通听起来太过儿戏。她的很多战友也有同样的想法。“所以我们也没有多在意，工作照样做。我们的部队正在不断壮大，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在提高警惕的同时，不能引起大家的恐慌。”
徐念初并不知道，这正是日伪军“清乡运动”的第一步：军事“清乡”。日伪军从江南部分地区运来500多万根竹子，打造了一条长达三四百里的篱笆墙，沿途构筑了哨位和碉堡。为了保护篱笆墙，日军除了派兵把守外，沿线还设置了100多个检问所，配备了450多名检问人员。这道竹篱笆封锁线使游击队的活动受到限制，彼此联系不时中断。
乡亲们也被这竹篱笆封锁线困住了。当时的一首民谣是：“竹篱笆，硬分家，南边田，北边家，粮田荒芜没法种，种好的粮食吃不到它。”
日伪军加大了“扫荡”力度，让老百姓苦不堪言。顾理昌说：“那个时候乱呢，鬼子来了，国民党走了，还来不来不知道；老百姓很穷。”
恶劣的环境中，负责民运工作的顾理昌肩负着一项重要任务：对据点里的伪军“喊话”。
在顾理昌眼里，“喊话”绝对是门技术活。“必须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那几天晚上去喊话。有月亮你让他看见，那不找死嘛。你要有隔河，敌人不容易冲过来。路线要先找好，有时候不能走大路。你要先准备好讲什么内容，轻易不能打枪，枪一响他不就惊动了嘛，穿起衣服，上碉堡，对着你了。”
等一切准备工作做好之后，顾理昌的喊话才开始进入正题：“今天我们找你们谈心来了，你们也别害怕，也别打我们，我们都中国人。你们帮着日本人做事，鬼子在我们家乡杀人放火，这么坏，你们不能跟他们跑啊。”
通过喊话，顾理昌有机会接触一些伪军人员，并逐步拉近关系。但喊话并没有太大成效，有时反而引来日伪军的机枪扫射。到1943年，汪精卫已在敌占区各地建立起伪军保安队、警卫队、治安军和各级伪政权，大力强化保甲制度，清查户口、立门牌、发放“良民证”、推行“爱护村民连坐法”，在“清乡”地区实施严格的物资统治和物资封运政策，抽田亩捐、代收地租、遍设关卡、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大封锁。
一时间，竹篱笆似乎围住了所有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