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去就像有什么东西死在那里面了。”一张椅子从我们跟前搬过时，哥哥说。
“你是怎么知道的？”我问。
“就是知道。”他敲了敲鼻子，声称自己有第六感，虽然他的其他五感已经被多次证明是不可靠的。
这时，一辆黑色的和风牌汽车驶了过来，糟糕地停在门前的人行道上。一位老人从车上下来，他是我见过的最老的人：鹅羽似的白发，穿着一件奶油色的灯芯绒夹克，看上去就像松弛的皮肤挂在一堆骨架上。他先是扫视了那条街道，然后朝着自家大门走去。路过我们跟前时，他停下来，说：“早上好。”他的口音很奇怪——后来得知那是匈牙利口音。
“你真老。”我说。（我的本意是“你好”。）
“我和时间老人一样老，”他大笑着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告诉了他我的名字。他伸出手，我非常坚定地迎上去，握住他的手：那时我四岁九个月零四天，他八十岁。
然而，我们的年龄差距就像溶解在水里的阿司匹林，迅速地消失无痕。
很快我就进入了戈兰先生那充盈着蜡烛和祈祷的世界，在那里，一切都有悖常规，所有事都是秘密，我像护着易碎的鸡蛋那样，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每一件事。他告诉我，在周六，我们不可以使用任何东西，除了电视；每当他从犹太教堂回来时，我们都会吃一些我之前从未尝过的异域美食，像未发酵的面包、切碎的肝脏、青鱼、鱼丸冻等这类“能唤起人们对古老国家的记忆”（他这样形容）的食物。
“啊，克里考伍德。”他会一边这样说，一边抹去从他那蓝色的眼眸中流出的一滴泪。直到那晚夜更深时，我父亲才坐到我的床边来告诉我，克里考伍德既不与叙利亚也不与约旦接壤，它必定没有自己的军队。
“我是犹太人。”有一天，戈兰先生对我说，“但却是一个高于一切的人。”我点点头，仿佛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聆听他的祈祷，聆听《以色列施玛篇》，并坚信任何上帝都会回应如此动听的声音。他经常拿起小提琴，用音符把他的祈祷传达给神灵。
“你听见它是怎样哭泣的吗？”琴弓滑过琴弦时，他对我说。
“听见了，听见了。”我说。
我静坐在那好几个小时，聆听着耳朵能承受的最悲伤的音乐。回到家时，我经常吃不下饭，甚至说不出话，稚嫩的脸颊显得极为苍白。这时，母亲会坐在床边紧挨着我，用冰凉的手抚摸我的额头，说：“怎么了？病了吗？”可此时，一个已然开始理解他人痛苦的孩子又能说些什么呢？
“也许她不应该和老戈兰在一块儿待那么长时间，”我听见父亲在房门外说，“她需要她这个年纪的朋友。”但是我没有这样的朋友，况且我简直离不开他。
“我们要搞清楚的第一件事，”戈兰先生说，“就是活着的理由。”他看着手掌心里滚动的彩色小药丸，迅速把它们吞咽了下去。于是，他开始大笑。
“好吧。”我说道，也跟着笑了起来。之后，他翻开一本随身携带的书，说：“如果说活着没有理由，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活着呢？存在需要目的，有了这个目的，我们才能够不失尊严地忍受生活的苦痛，才能够有一个继续存活下去的理由。我们必须理解自己遭受痛苦的意义。而这些意义必须渗进我们的心里，而非头脑。”
我看见他那双苍老的手，和他正在翻着的书页一样干燥。
他没有看我而是看着天花板，仿佛他的理想已经前往天国。我被那些难以理解的思想所困扰，没什么可说的，只觉得自己不得不保持安静。然而，我的脚很快开始发痒——一小块在我脚底下避难的牛皮癣渐渐变得活跃而强烈，急需抓挠。我先是慢慢地挠，随后便一发不可收拾，这无形中驱散了屋里的神秘气氛。
戈兰先生有些困惑地看着我。
“我在哪里？”他问。
我迟疑了一会儿。
“受难。”我轻声说。
“你们难道不明白吗？”后来那天晚上我说。当时我父母的客人们正静静地相互依偎在奶酪加热器周围。房间里很安静，只有格鲁耶尔奶酪和瑞士奶酪的混合物加热发出的轻微汩汩声和恶臭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