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当然爱每一个人。”母亲暂停了手头的熨烫工作，答道。
“那上帝爱杀人犯吗？”我继续问。
“爱。”母亲说。这时，父亲看了看她，又咂了咂嘴，一副不赞成的模样。
“抢劫犯呢？”我问。
“也爱。”
“大便呢？”
“大便没有生命，亲爱的。”她严肃地说。
“但是假使它有生命，上帝会爱它吗？”
“会的，我想上帝会的。”
然而，知道这些于我没有任何安慰，这样听上去就像上帝爱每一样事物，除了我。我剥去巧克力外壳的最后一层纸，露出里面的果汁软糖和果酱夹心。
“你还好吗？”母亲问。
“我不会再回到主日学校了。”我说。
“噢，上帝，”父亲说，“我太高兴了。”
“我原以为你很喜欢主日学校呢。”母亲说。
“不会再喜欢了，”我说，“我只是有点喜欢唱歌。”
“你可以在家里唱，”父亲说，视线移回到报纸上，“每个人都能在家里唱歌。”
“没有什么原因吗？”母亲似乎感觉到我有所抵触，于是问道。
“没有。”我说。
“你难道不想谈谈吗？”母亲依然平静地问，试图来拉我的手（那时她正在读一本美国的关于儿童心理的书籍。这本书鼓励孩子谈谈自己的感受，但却反而使我们不想开口）。
“不。”我又轻声说了一遍。
这是一个简单的误会。我只是想说，耶稣基督的出生是个错误，因为他的母亲是意外怀孕。我曾把这样的想法告诉过一个牧师。
“意外？”牧师尖叫起来，“这样亵渎神明的脏话，你是从哪学来的？你这个放肆的孩子！”
“我不知道，”我说，“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
“只是一个想法？”他重复道，“你真的以为上帝会爱那些质疑他的神圣的人吗？好吧，让我来告诉你，小姑娘，不是这样的。”他突然伸出手臂，指向角落，驱赶着我说：“到那儿去。”
我顺势望过去，那里摆着一张椅子，正对着潮湿且略有裂缝的绿墙。于是，我漫不经心地朝那张椅子走过去。
我坐在椅子上，回忆着那晚父母轻轻走进我房间对我说的话：“我们想跟你说件事——你哥哥一直跟你说的那件事，他说你的出生是个错误。”
“噢，是那个啊。”我说。
“是的。但我想告诉你，你并不是一个错误，”母亲说，“只是之前没有计划。我们并没有预计到你的来临。”
“就像哈里斯先生？”我说（住在37 号的哈里斯似乎总是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该坐下来进餐）。
“有点像。”父亲说。
“就像耶稣吗？”
“没错，”母亲不经意地说，“就像耶稣。你到来的那刻就像是奇迹，最好的奇迹。”
父亲把报纸塞回他那破旧的公文包里，在我旁边坐了下来。
“你不用去主日学校或者教堂寻求上帝的爱，”他说，“也不用寻求任何人的爱。你知道你不用那样做，对不对？”
“我知道。”但我并不相信他的话。
“等你再长大点，你就更能理解了。”他接着说。
但是我等不了那么久。我已经下定决心：如果这个上帝不能爱我，那么很显然我得去寻找另一个能爱我的上帝。
戈兰先生
“我们需要另一场战争，”我的新邻居亚伯拉罕·戈兰先生说，“人类需要战争。”
“人类需要智慧。”他的妹妹埃斯特边说边朝我眨眼。她正在用真空吸尘器把戈兰双脚周围的地方吸干净，却不小心吸进去了一根松散的鞋带，弄坏了吸尘器里的风扇皮带，整个房间顿时散发出烧焦的橡胶味。我喜欢戈兰先生。我喜欢他在年老时选择和他妹妹而不是妻子住在一块儿，我希望我的哥哥在未来也能有同样的选择，但很显然，我在坚守这个希望的过程中经历了许多始料不及的曲折。
戈兰先生和他妹妹是在九月份来到我们这条街道的。那是一个温暖的周末，我和哥哥靠着墙，看着一辆蓝色的皮克福德卡车出现，一群嘴里叼着烟、裤袋里插着报纸的人，粗鲁地将板条箱和家具从卡车上搬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