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专在省城兰州。潘石屹离家求学，家里一分钱也拿不出来，只给他买了一张上兰州的火车票。潘诗麟送儿子去火车站。当时潘石屹只有16岁，因为生活不好，发育慢，长得很瘦小，只有一米五多一点儿。他背着一床棉被，被子里包着一件棉衣和一条裤子。这就是他带走的所有家当。潘石屹瘦小的身躯背着棉被，一步一步地挪动，慢慢消失在火车站长长的甬道里。望着儿子的背影，潘诗麟这位中年汉子再也忍不住，蹲在地上啜泣起来。
回忆往昔艰难生活的时候，潘诗麟语气轻松，那已是过往云烟。唯独忆起儿子在火车站渐渐消失的瘦小背影，他哽咽起来:“为什么那时候家里就那么穷啊？”
他用手背搓了搓眼睛，又擦了擦鼻子，神情因激动而有些恍惚。他说，看到孙子条件很好，想起大儿子当初，心里很不好受。这是他最心酸的事，他和老伴觉得亏欠大儿子太多了。
如今的潘诗麟，和小儿子、潘石屹弟弟潘石坚住在SOHO现代城一套三百平方米左右的复式房里，平常潘石屹只要有空，都会来看望父亲，一起聊天、吃面。另外，潘石屹每次出远门回来，也必定先来看看父亲。
少年时期，潘石屹需要为5分钱烦恼。在他的心里，钱是万能的，可以解决一切。那时候，钱都是一分、两分、一角、两角的，一元就是很大的数字。对潘石屹来说，钱第一就是能看病、买药。自潘石屹有记忆起，当地一直是合作医疗，无论中药还是西药，所有的药都标价5分钱。为了给潘石屹母亲看病，就得凑够5分钱。5分钱，足以缓解病痛、延续母亲的生命。当潘石屹离家读书的时候，最大的愿望是，他希望他下次回家，能看到母亲坐起来，坐在床上等他。这是他最大的幸福。
三、下海经商
摆脱穷困的渴求，压倒一切。
1984年，毕业于中国石油管道学院的潘石屹被分配到河北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一个月工资有40元，其中有一半他寄给读书的大妹妹。
在机关，潘石屹无所事事。“整个管道局里，除了输油调度处每天在做事外，别的部门全都无所事事，只会给人添麻烦，包括我自己。大家都守在机关里坐着，我觉得20岁出头就在机关里坐着，开始比较新鲜，什么都不干，工资还比较高，下面的人还给我们送点苹果、大米什么的。有的下面单位还给我们送豆腐皮，大家高高兴兴的。但是坐了半年时间，觉得特别没意思。
在廊坊最后有半年多时间觉得自己也是闲待着的，在一个机关里，有将近1000人，真正能够给社会创造价值的人不是很多，剩下的人都是干部，干部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干。所以我对下海的愿望特别强烈。”
在别人的身上他看到自己相似的未来：一眼就望到头的一辈子。他写道:〖DK〗“我记得我们办公室分来一个女大学生，我们处长就说，小潘，你去帮她抬张桌子去。结果这个女大学生特别挑剔，再加上那时候桌子质量也不好，她就说这个桌子这里不行，那个桌子那里不行什么的。我等得不行了，就说，这不就是一张桌子吗，赶紧抬回去得了。
她就说：‘小潘，这个桌子我可得坐一辈子啊，当然得好好挑了。’这句话给我的感触特别深，我回去后看了看我的桌子，又看了看我的茶杯，想想就一辈子这样度过吗？”
生存的压力以及不甘于平庸的冲动，成为潘石屹1987年离职下海的原动力。同期，与他作出同样选择、放弃铁饭碗的人不少。当时，“发财梦”如沸水里的气泡在无数人的脑子里咕噜咕噜地冒出。一部分聪明的人在政治风向的转变里闻到了商机，心思活泛了起来。1987年，中共十三大承认个体私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在政治上确保了私有企业合法化。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他一篇文章里写道，1988年之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大量党政干部和事业单位知识分子下海，构成了中国改革30年来的第二代企业家。仅仅1992年一年，中国有12万党政干部下海见《市场的逻辑》，作者张维迎，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潘石屹下海前，他给父亲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潘诗麟既不反对，也不支持。毛昭琴有点担心儿子，潘诗麟说:“只要政策好、社会大方向确定了，国家不走回头路了，本人脑袋好使，儿子饿不死的。”
1989年，潘石屹给家里第一次寄了1000元钱。这张汇款单上写着“巨额汇款”，当时一般的汇款也就几十元。潘诗麟对老伴说:“儿子在外赚钱，风险也大，我们给他存起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