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茶藏族同胞视同生命的神秘之茶
也是那天下午在芒康的藏式茶馆，我第一次接触到纯正的酥油茶，结果根本无法接受那股浓浓的酥油味。我的“囧”样被老玖看在眼里，笑在心里，为了刺激我，他喝酥油茶的时候，故意发出夸张的声响，还极没素质地咂巴几下嘴。
老板娘极耐心地给我调了几种口味的酥油盐，都以难以入口告终。最后，她提议我直接喝“藏茶”。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还有“藏茶”这种东西，随口问道：“有藏茶？”
这个弱智的问题，差点让“野牦牛”笑喷。
老板娘和蔼地解释说：“当然有藏茶。酥油茶就是用藏茶来调的。你闻不惯酥油味，藏茶应该没问题。”
“那就试试吧。”我只能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接受她的善意。
当我平生第一次喝到藏茶的时候，老玖已经坐在对面喝干了两壶三磅的酥油茶。
无论是茶马互市的国策，还是茶马古道的兴盛，内地与藏区的物资交换既然能突破恶劣的自然环境的限制，融合不同民族间的界限，说明这些被交换的物资对双边民众的重要性和必需性。比起内地农耕社会对骡马的需求，藏族同胞对茶与盐的需求更加迫切。“宁可三日无米，不可一日无茶”，茶无疑早被他们看成生活必需品。
那么，藏族同胞一天也离不开的茶究竟是什么茶？这种茶与他们每天必饮的酥油茶，以及我们熟悉的普洱茶又有什么关系呢？
1300年前，一种被称为南路边茶的黑茶被茶马古道上长途跋涉的马帮运上了青藏高原，没想到，藏族同胞从此视若珍宝，甚至把它作为酥油茶的唯一配茶，有的甚至把它当作“药剂师”或“营养师”来调理自己的身体。
这种产自四川雅安的南路边茶（或四川边茶），后来被称为“藏茶”。
处于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地带的雅安，地理学上称为“雨极”。正是著名的“雅雨”催生了独特的藏茶。相传2000多年前，道士吴理真在雅安蒙山收集野茶，种下七株仙茶，采摘后取甘露进水熬煮，由此诞生了“茶”这一饮品。雅安因此也是中国茶叶的最早产地。
随着茶马互市政策的推行，雅安出产的茶叶成为通过茶马古道运往西藏的主流物资，南路边茶成为茶马互市中一大响当当的名牌。当时管理茶马互市的官方机构“茶马司”遗址，目前在雅安还有六个。由于雅安输出的茶叶需求量过大，其藏茶原料也仅限于当地，诸如四川泸州、宜宾、都江堰、重庆等地和一部分云南的原料也集中到这里加工生产。据史料记载，当运送藏茶的马帮在古雅州集结时，壮丁多达三千，驮马多达两千。每年都有15000～20000匹马在雅安成交。基于雅安作为茶马互市的中心，许多相关政策法令都从这里首发。
作为历朝历代茶马互市主要交换物，茶叶也一度成为中原政府用以制衡边疆少数民族的政治砝码，藏茶更不例外。由于藏族地区历史上货币杂乱，边贸主要是以物易物的形式，藏茶即按条论价交易，即以竹篾打包的长条，通常有10公斤/条、5公斤/条两种规格。因为藏茶贮存时间越长，价值越高，藏族同胞往往将条茶囤积起来，在物资匮乏、经济萧条的时候更是将茶当货币使用。
邦达仓传奇茶马古道走出的“商道”
茶马古道上最为传奇的商贾巨星，要数邦达仓家族。
作为藏地“红顶商人”，人们在传播茶马古道传奇故事的时候，有很大一部分与邦达仓有关。那天在茶馆里听到的这个商界传奇故事并不完整，却深深地打动了我。第二天，我跟“野牦牛”上车继续西行之后，他饶有兴致地给我讲了一个更有故事性的邦达仓故事。
那个故事里很多素材可能是他昨天从茶馆里听来的片断，但在那个故事讲完之后，我对这头只知道飙车的“野牦牛”佩服得五体投地。原来真有文化的人，很多时候看起来就是个粗人。这种印象的改变，使得我们接下来的旅程不至于那样水火不容。
“邦达仓拥有大地，邦达仓拥有天空”
这是两句曾经流传广远的西藏民谚。邦达仓（家族，也作“昌”）是茶马古
道滇藏道上另一个显赫的符号，比起其所在的盐井更为世人知晓。在那个时代，邦达仓就是老百姓眼中的天和地。
西藏的红顶商人，是老玖打的一个通俗比方。邦达家族在发达之前，是萨迦寺在芒康的差户。而萨迦家族的辉煌，源于忽必烈的上师八思巴及其叔父萨迦班智达创造的萨迦王朝。尽管萨迦家族统治西藏的时间只有13世纪前后百年左右，但这个家族的光芒依旧夺目，其所属的地产、寺院遍布西藏，直到1950年还在西藏十一个不同地区享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自治，其中包括藏东的芒康与八宿。
正是在萨迦家族的势力荫蔽下，邦达仓家族发展出两个不同的名号——邦达仓与彭达仓。19世纪中叶，昌都萨迦治内的彭达仓更是萨迦家族的贸易合伙人，以及萨迦教派的赞助人。让两个家族关系更进一步的是，萨迦家族首领的一个姐妹嫁入了彭达家族，后者因此获得了前者在芒康的一个职位。邦达列江就是这一次联姻的后代。
邦达列江祖辈所管理的就是萨迦家族在芒康的芒康十八宗（领地）之一，即“甲科彭”（亚科宗）。这片领地包括金朵牧区和农牧混合的果树区，以及甲科寺和附近地区。而且，邦达家族获得的是永久世袭的管理权，成为这一地区的新统治者。彭达家族迁入芒康后被称作邦达仓，并因此获得了不菲的物质收益，同时得到保护神的精神庇护。
迁到康巴地区后，邦达仓的生意也越做越大，邦达列江为了协调家族的长途贸易搬到了拉萨，从此得到了更可靠的社会地位。
1910年，西藏地方政府与清朝中央政府发生冲突，十三世达赖喇嘛逃亡印度，当时在印度经商的列江保护并资助了这位达赖喇嘛。清政府被推翻后，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边境地区，邦达列江为其提供了货运支持，并派出一支两三百人的康巴卫队，护卫他回到拉萨。
十三世达赖喇嘛知恩图报，问邦达列江想得到什么回报。列江说：“我只是一个商人，不懂政治，希望政府能特许一些经营权力。”达赖喇嘛满足了他的愿望，让噶厦（西藏内阁）照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