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小朱尼亚·帕克（Little Junior Parker）的《岳母蓝调》吗？”我问。
“好极了，伙计，太棒了。”他的拇指飞动起来。
三万英尺的高空上，赫赫有名的乔尼·温特把我作为他的拍档，共同演奏，这让我感到不可思议。上了年纪的人们谴责地注视着我们，而年轻的旅客们开心地笑着。年轻的航空小姐也伴着这场免费的音乐会，在过道上轻轻摇曳。乔尼和我沉浸在蓝调中，浑然忘我。
飞机在纽约的肯尼迪国际机场降落，乔尼和我漫步至出口。一个漂亮的丹麦模特在门口等着他。路人看到都很惊讶。弗兰克和盖瑞看到我和乔尼·温特在一起，兴奋异常，对我的好运赞叹不已。盖瑞轻抚他波浪起伏的胡子，指着乔尼的女孩儿，笑道：“嘿，曼克，是不是也希望是她而不是我们在等着你？”
“最好一起，”我边回答边握着他们的手，“就要开始我们的灵性探索了。我想和你们这些家伙在一起，我可以少受误导。”
到达欧洲。在卢森堡（Luxembourg）的第一个晚上，我们睡在野营地。我们三个挤进一个帐篷，躺在各自的睡袋里，对明天等待着我们的新体验充满期待。最终，公鸡的鸣叫唤起了黎明。盖瑞和我从帐篷跳入早晨清新的空气里，舒展身体，品味着我们的好运，尽情享受常青藤和树上盛开鲜花的芳香。
突然，一声尖叫传了出来。“不！天哪！不。”弗兰克从帐篷里冲了出来，面色灰白、表情痛苦。“我被抢了。所有钱都没了。”盖瑞和我争先恐后地跑回帐篷，到处搜寻。弗兰克已经放弃了。“我已经找过了，一点儿用也没有。”
盖瑞把手放在弗兰克肩膀上，轻声说：“没关系，兄弟，我们会照顾你。”
“我们的就是你的，弗兰克。”我劝慰他，“我们不需要钱，我们有彼此作伴。”
弗兰克把头垂下，前后摇晃着，宣布他不可能用剩下的钱维持旅行，他要回家——立即就走。“你们一起回吗？”
我自己有不到二十美元。但当盖瑞的眼睛遇上我的眼睛，我无声地传递了要留下的决定。他同意，我们和只在欧洲停留了一晚的弗兰克告别，一次充满伤感的分手。当弗兰克把背包压上肩头，向安全的家一步步走回时，盖瑞和我则踏入了等待着我们的神秘命运。
那天晚些时候，我找到一条小溪，坐在一旁。高高的树在风中翩翩起舞，水轻松地流淌着。随着弗兰克的离去，我基本算得上一无所有了。但奇怪的是，我感到自由。
很快，盖瑞和我被一些来自荷兰的嬉皮士邀请去吃早饭。在和我们一起分享了他们的麦片早餐（译注：Muesli，由碎谷、干果和坚果制的瑞士风味的早餐食品）后，科斯摩斯（Kosmos）和霍赫（Chooch）让我们搭车来到荷兰。接下来，我们开始乘着他们的大众汽车在比利时和荷兰的农村巡游，从敞开的车窗望去，是种植着成百上千郁金香的广袤土地，红色、黄色、白色、粉色、紫色的郁金香工工整整地排列着，在阳光的爱抚下盛情怒放，与之相随的，是录音机里低沉的多诺万（Donovan）、披头士（Beatles）、滚石（Rolling Stones）。
我们在一个新朋友位于阿巴考德（译注：Abcoude，荷兰一城镇）风光如画的家里稍作停留后，就来到了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在那儿我们被带到一座废弃的仓库，里面有几十个嬉皮士，散乱地躺在地上，随意地吸着大麻。老鼠四处穿行。一个邋里邋遢的乐队在一个由临时搭在牛奶箱上的腐烂胶合板做成的舞台上演奏。
霍赫手持大麻烟枪，咧嘴笑笑，迸出一句：“我可能会在去海德爱施布瑞（Haight-Ashbury）朝圣时见到你们俩，那儿是嬉皮士的麦加（译注：Mecca，伊斯兰教的圣城）。之后他挥手道别，消失在烟雾中。
在那之后的几天，盖瑞和我真正学会了身无分文地活下去。我们在清晨花上几分钱买一条新鲜出炉的面包。在一棵树下，把它一分为二，分享后用来维持一天所需。而这样的半个干面包在日后就成为了我们无论旅行到哪儿的日常饮食。在特别的情况下，我们也能努力争取到一大块儿奶酪。通常我们或者作为客人睡在刚刚结识的人家，或者睡在树下、废弃的建筑里、公共场所。我们用手头的一点点钱尽量维持多些日子。
欧洲的反主流文化以阿姆斯特丹为中心。丹姆广场（Dam square）是交际的中心。成百上千的求道之士聚集在诸如帆塔索（Fantasio）、帕柔迪索（Paradisio）、麦尔克韦（Melkweg）的街巷，四处闲逛、听音乐。还有一个流行的地方是考斯缪斯（Cosmos），一个“灵性夜总会”。就在那儿，一天晚上，我碰到一个高个儿美国人，除了一小束头发外，他的头发都剃净了，穿着白色的袍子。“你想要些灵性的食物吗？”他问我。我顺从地点点头。“用手捧着。”我这么做了，他倒下一大勺混着酸奶的水果色拉。这混合物四处流淌，顺着我的胳膊往下滴，我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