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些压力以外，还要面对吉尔斯对她的要求以及她自己复杂的情绪。对她来说，来到整齐漂亮、偏远宁静的圣安塞尔斯，为那些聪明的、不用每周写论文的年轻人讲授她热爱的诗歌是一种解脱。他们会无意识地谈论她可以接受的看法来讨好她，也没有学位考试的阴影。她喜欢他们，虽然她一般不鼓励他们那种浪漫多情的情绪，但她知道他们喜欢她。他们很高兴在学院里见到一位女士，期待她再来并把她看成是一个伙伴。而且不仅学生欢迎她，这里的教士们也会像老朋友一样问候她。塞巴斯蒂安牧师平静的，甚至是有些正式的欢迎不能掩饰他对选择了合适的人来上课所流露的满意。其他几位教士则对她会再来表现出溢于言表的高兴。
虽然到圣安塞尔斯的访问总是值得期待，但定期例行回家看望父亲却是她一直难以卸下的精神负担。自从放弃了牛津的职位，他就搬去了马里波恩车站附近的一所公寓。那里红砖墙的颜色让她觉得像块生肉，笨重的家具、深色的墙纸，还有网格状的窗户营造了一种永久的昏暗的氛围，而她父亲好像从来都没有意识到。亨利·拉文汉姆结婚很晚，第二个女儿出生后不久，妻子就因肺癌去世了。那时候埃玛才三岁，之后她觉得父亲把对妻子的爱都转移到了小女儿身上，对无助的和失去母亲的孩子格外怜悯。埃玛一直觉得自己缺少爱。她对妹妹没有怨恨或者嫉妒，而是用对工作的爱和成功来弥补在家里缺少爱的缺憾。有两个词是她在青春期反复听到的，那就是“聪明”和“漂亮”。这两个词对她来说也都是负担：第一个是对她获得成功的期望，因为她拿到需要的分数是件轻而易举的事；第二个是个词更让她为难，有时甚至是种折磨。她到了青春期才显出是个美人，时常盯着镜子试图去定义和评估这笔被格外高估了的资产。那时候她差不多已经知道，长得好看、可爱是一种上天的恩赐，而美丽漂亮则是危险的和不那么容易接受的礼物。
直到妹妹玛丽安长到十一岁，两个女孩一直由她爸爸的一个姐姐照顾，那是一个通情达理、不善表达感情但尽心尽责的女人。她身上几乎没有什么母性的本能，只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知道自己有责任帮忙照看孩子。她为她们提供了稳定的生活，但缺乏感性的关怀。一到了她认为玛丽安已经足够大的时候，她便又回到了养狗、打桥牌和到国外旅行的日子里去了。两个女孩看着她没有一点歉疚地离开了。
但是不久玛丽安就死了，十三岁生日的时候死于一个醉酒司机的车轮下，于是就剩下了埃玛和父亲。她回去看他的时候，他表现得小心谨慎、甚至是很痛苦的礼貌。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缺乏交流，避免互相表达亲情——她很难把这称为疏远，他们跟陌生人有什么区别呢？——导致了他现在这样的感受，他七十多岁了，又是鳏夫，向她要求他从未表现出的对爱的需要是种屈辱，会令他尴尬。
现在，她终于接近了旅行的终点。通向海的那条窄路只有在夏天的周末才会有人。在这个傍晚，她是唯一的旅行者。路在她的面前伸展开来，苍白暗淡，影影绰绰，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有些险恶。像往常到圣安塞尔斯来一样，她感觉像在沿着坍塌的海岸前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显得难以驾驭，神秘而孤寂。
她顺着路转过弯，向圣安塞尔斯开去，高高的烟囱和学院高塔在越来越暗的天空中若隐若现。她看到了一个矮个子的人正在她前面五十码的地方向前走着，她认出那是约翰·贝特顿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