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官府强力介入杨月楼的婚姻，属于成文法规定之范围，那么阿宝父亲的“族党”干预阿宝婚事，则是一种习惯法。在传统社会里，宗族的巨大魅影渗透进个人的私生活，被视为当然，早已是一个约定俗成的集体潜意识。在传统观念里，阿宝与“贱民”杨月楼通婚，就不仅仅是其个人的私事，而会影响到整个族群的面子、声望和地位，非出手干预不可。而且宗族对个人的影响力，向来能够得到官方的支持，因为要加强对社会生活的监控，公权非借助这种族权不可。
如此看来，无论粤商族党，还是官府，似乎都只是在做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他们却忽略或曰轻视了另一个事实，这就是晚清之上海正处在日益开放的氛围之中。
果然，此案一出，宗族势力和官方的作为遭到了舆论的强烈反弹，上海市民更是议论纷纷，匿名揭贴遍贴于租界内，为此案鸣不平。初于社会中崭露头角的报纸则给这些声音提供了公之于众的平台，典型者如12月29日《申报》发表一篇署名“持平子”的来信，其中写道：官方对杨月楼和阿宝的处置，“在粤人以为大快人心，在旁人以为大惨人目。敢问贵馆：邑尊（即县令）究执何例以办？夫月楼虽不安分，咎实难辞。然就事论事，似尚不比于抢盗。今竟敲击胫骨，其将以强盗律之乎？”该文认为，月楼与阿宝之婚姻，是“受母命，倩媒妁，具婚书，得聘礼，而后迎娶合卺”，一切符合正常婚嫁程序。在作者看来，“阿宝疑若无罪”，并认为“即令阿宝私通月楼，亦当候其父自行处置”，族党及官府不应代为惩办。“故疑此案，觉有情轻罚重之故。”
这封信在报纸上刊出之后，不仅受到质疑和批评的官方大感不快，以粤商为首的主张严办杨月楼的一派也十分愤怒，在报上撰文回击，他们一方面援引良贱不能通婚的法律条文，另一方面重申传统道德观念，认为“月楼一优伶耳，……至微至贱”，并据“万恶淫为首”的古训，认为“奸重于盗”，此事乃“奸淫大恶”，应予重惩，现施之刑，不仅不为过重，反而属“轻恕发落”。声称粤人此举旨在维护风化，“气节过人，誉之不暇，何毁之有？”并指责持平子“议邑尊妄刑”是“谤毁邑尊”，“悖谬太甚。”
《申报》前后刊出多篇观点对立的来稿，似乎不偏不倚，其实不然。出自报馆人士手笔的《中西问答》一文，已把其真实态度显露无遗。该文写道，“有西方人士至申报馆笑告，‘谣传邑侯（上海知县）欲查访持平子其人及贵馆之主笔欲得而甘心焉。’而余昨读西字日报及持平子原稿全文，则其论及此案时，责备邑侯处理此案不当之文字，已被本馆删去大半，已为邑侯深讳矣。其中有杨月楼在问供之先，已将伊拇指吊悬，几达一夜之久。膀肩两骨，已为扭坏不能使动。吊悬时并用木枷以困之，将杨头颈骨紧压，几至不能呼吸。后来花费多金使用，才能松宽，始得活命。西方国家均无如此之刑罚。”在报馆看来，与西文报纸议论此案相比，《申报》所发表的持平子一文已经技术处理，显得平和多了。而要论实际，清王朝司法之黑暗的和不人道在此案中的表现更有耸人听闻者，直言“西方国家均无如此之刑罚”。
1874年5月27日，《申报》又刊出《英京新报论杨月楼事》一文，“英京伦敦新报述杨月楼之案曰：上海民间风传有势力者请于邑尊，务须将杨月楼置之死地，以雪同人之怒，且许诺之曰：‘若果能杀杨，则贿以二万银数’，与此案同时，有名瞿茂和者与人和奸一案，仅仗一百下释放。杨月楼亦属和奸案，不但已处严刑，且堂上声称必欲置之死地。此或系奸民风传，本馆译之，姑欲使官宪知之，想上海县尊断乎不会出此手段也。”与前相比，这篇文章对官方来说，其压力更大。而报馆巧妙的地方在于，它只是引述西文报纸消息，向公众透露官方和主张重惩杨月楼的势力正在密谋“将杨月楼置之死地”，然后笔墨一转，说这“或系奸民风传”，“想上海县尊断乎不会出此手段也”。借助新兴媒体，舆论这种介入公共事务的势头有增无减，对遏制官权的肆虐当然是有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