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华国民共进会”仅仅是想把原来的三大帮会简单地融为一体，并未对其成员进行教育和约束，所以共进会成立后，江浙一带的帮会，纷纷打起该会的旗号进行活动，其中不乏破坏社会治安的违法活动，导致该会不断受到外界的质疑和抨击。而共进会总部又没有能力制止各地帮会的不法行为，从而受到地方当权者的打击。不过，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朱瑞，最初仅仅对肇事地区共进会的组织勒令解散，后来，各地帮会继续用该会的名义进行扰乱社会治安的活动，如浙江海宁的共进会，在解散后仍沿袭该会名目，在外卖票开堂，敛钱惑众。浙江都督朱瑞于是下令在全省禁止共进会的活动：“查该会发起宗旨，原欲改革旧习，勉为良善，用意无可厚非。无如入会者，莠多良少，恃众横行，如已经获办镌造伪印、聚众谋逆之俞昆、管伟；私藏炸弹、招徒放票之包田芳；伪造旗令之黄云，及通令缉拿之刘金兰等，均或搜有共进会证书，或系共进会会员。”“乃官厅之文告频颁，而匪徒只猖獗更甚”，因此决定：“为本省秩序计，所有浙江各属之共进会，决计概令解散，以弭巨患而保治安。”
总之，民初改造会党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
三 无法无天终覆灭
民国初年，帮会破坏社会治安的活动遭到社会各界的反对，纷纷要求军政府予以打击和取缔。当时有人指出了革命党人利用帮会的消极后果：“黔、蜀则公口山堂，两粤则洪门、三点，百货滞运，民不聊生，军队比之前日而行色，兵械较之昔时而更备，盗贼则比之从前而更多者，何也？无他，成功之速故也。当未成功之始，凡所谓运动、造谣、暗杀、其种种破坏进行之方针，不论智愚贤不肖，倘有一稍知流血主义者，皆收罗之，一以排斥满虏为目的。孰知汉阳一役，不数月而共和局成，是前日所收之破坏者，今日反以为建设焉。此流血所为见于共和之后也。”有的革命党人也对会党在革命前后的作用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如贵州的革命党人胡刚认为：“运用哥老会力量，虽也是革命过程中的一种策略，但是，在运用之先，就要熟计利害，于革命成功后，如何安顿这种力量，改造这种力量，使不致动摇革命的基础，影响社会的秩序。”
因此民国政府于1912年11月9日颁布命令，宣布解散包括帮会在内的秘密结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