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组织方面较以前更严密。啯噜的头目必才技过人，由众人推举。其头目的名称也由“棚头”、“舆夫”改为“帽顶”等。总头目曰“大帽顶”，其最大者曰“坐堂老帽”，其次为“大五”、“小五”，又次为“大老幺”、“小老幺”，以下为“大满”、“小满”。其新入伙者曰“侄娃”。入伙的青少年，不仅白天为首领背负行李，晚上还要遭受首领鸡奸。
其次，其活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抢劫，而开始进行劫富济贫，已具有帮会的特点。曾经充任过啯噜首领，后来担任了清军提督的罗思举回忆说：乾隆四十九年外出访友，途遇同伙弟兄陈际盛、汪蛮、马贵、询知其等偷窃商贾银40两。便对他们说：我等弟兄先前结拜之时，原讲义气，打富济贫，不许窃人财物，致伤义气。陈际盛等即将银两付还，那商贾感谢不已。后来又来至南坝场，看见杨某携家途乏盘费，卖女于周家，得银八两。临别时，母女号啕痛哭。罗思举见状，便用如数银以赎此女，并另送银三两做路费，其父女叩头感谢。
再次，啯噜的基本群众乃是“不能谋衣食”的“无赖恶少”，即破产的劳动者和无业游民。这些人凡抢夺、奸淫、赌博、酗酒等事，无一不为；他们十百为群，以焚抢为事。这种生活，使他们逐渐从破产劳动者堕落成市井无赖、地痞流氓，不愿自食其力，以至东游西荡，三五成群，或劫掠于乡场，或强梁于市肆，美衣甘食，昼赌夜淫。往往昼抢场市，夜劫富民，小则拒捕抗官，大则揭竿谋逆。
（2）从啯噜到哥老会的演化历程
川江上的穷苦水手、纤夫加入啯噜以后，由于受到当局的查拿，便沿川江顺流而下，来到湖北、湖南、贵州、江西等省。据被捕者供称：因四处截捕严拿，窜避山林，沿途遇有同类，即渐相纠结，并诱胁乞丐、童稚，一路随行，希图人众难拿，逃往外省躲避。有的还挺身拒捕，杀伤兵役，逃入湖北，转窜黔省。由于与沿途各地秘密结社组织的接触，逐渐从移民的武装集团演化为哥老会，在四川又称为“袍哥”，在长江中下游则称为“红帮”。所以左宗棠曾说：“哥老会匪本四川啯噜之变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