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景之治：俭朴谦恭 造福百代
秦朝的暴政与多年的战争浩劫，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口锐减，《汉书》记载，“时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载十二三。”汉初的统治者如何解决治国问题，渡过难关，成为首当其冲的任务。由于秦王朝的治国方略渊源于法家，以刘邦为首的“布衣”出身的统治者曾亲身遭遇其害，所以对法家思想痛恨有加；又由于这些人多半生于楚地，对诞生于楚国的黄老之学耳濡目染，天然地对道家思想怀有亲切感。
据《史记·外戚世家》载：“窦太后女子皇帝，喜老子之言，（景）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汉文帝的母亲薄姬喜读《老子》，懂得道家哲学谦退之策，避开错综复杂的宫廷斗争，使汉文帝受益于敦厚宽仁的母教，在正当天下人心厌乱思治时，力守老子的“三宝”法则：“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一生躬行，感得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是中国自秦朝统一以后第一次盛世，真正奠定了汉朝的四百年的根基。从臣子到皇帝，都是道家思想的信奉与推行者。开国丞相萧何，据守关中，坚持“约法三章”，不苛民扰民，尽收民心；陆贾认为道莫大于无为，强调用道家思想来指导汉朝的国家治理，提出抚民以静，休养生息的观点；贾谊认为秦王朝因一夫作难而帝国大厦土崩瓦解，原因在于秦朝不施行仁义。对历史教训的总结，促成了黄老思想在西汉统治上的指导地位，使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提倡节俭等国策得到贯彻推行，为汉代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后世德政兴国立下榜样。
《史记·平准书》载：“汉兴，接秦之弊，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驰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
秦朝耗尽天下财力与民力，汉朝初期连皇帝都不能“具钧驷”，真可谓财用匮乏。但是何以仅仅几十年后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就可以“民竞豪奢”甚至连年用兵呢？班固在汉书中一语道破玄机：“汉文帝惜百金之费，辍露台之役，集上书囊以为殿帷，所幸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锦绣綦组妨害女工，特诏除之，所以百姓安乐。至孝武帝，虽穷奢极侈，而承文、景遗德，故人心不动。向使高祖之后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刘邦建汉，有吕后之乱；汉武称大帝，赖“祖上有德”。百代基业，全在汉文帝经济国家之谦德、俭德、恕德，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汉文帝做到了。
以下略叙三点，为汉文帝（及其长子景帝）的过人之处。从中可以体会到“经济就是做人”的大学之道。
1．克己复礼 节俭修德
汉文帝的恭俭谦约之德，堪称圣人，尤其是作为帝王，能够在位23年而23年不增加衣食住行的花费，克己复礼之深，足为万世景仰。《汉书》载：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驰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
《资治通鉴》记载，汉文帝于公元前一五七年六月崩于未央宫，遗诏曰：“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有不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在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罹寒暑之数，哀人父子，伤长老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谓天下何！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馀年矣。赖天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惟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跣；绖带毋过三寸；毋布车及兵器；毋发民哭临宫殿中；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音，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毋得擅哭临；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纤七日，释服。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类从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归夫以下至少使。”
节俭一生，死后事仍然要改易不良风俗：不要“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所谓摒除厚葬陋习；出殡三日，不必著孝服；不要禁止民间正常的娶亲嫁女等活动；不要丧事用具尺寸大、种类多；不要让人到灵堂哭泣；哭临有节等等，其他想不到的，按照此精神处理，坟墓要按照山体的自然地势，不要兴师动众地改地貌而扩建。仔细诵读文帝遗诏，其动人处，怎不令人潸然泪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