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典经济学》的现实意义在于，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可以从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出发更好地调和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
食品安全、假冒伪劣、“红会”危机、高铁脱轨、股市乱象、高利贷泛滥这些频繁出现在社会公众面前的经济事件，折射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法律和社会规范层面的问题，而是指导经济发展的经济学体系脱离中国社会实际造成的。这些问题用“经济人假设”给予解释貌似合理，实际上昭示了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下社会公众道德沦丧、信用缺失的问题。回归历史，历代的盛世帝王几乎都是“以德治国”的典范，并且如《中国经典经济学》书中所言，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已经积累了相当系统的经济学说体系，这是真正基于中国文化和政治体制下的本土经济学精要。本土经济学的梳理和再确认，将有助于我们从中国文化传统的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双重视角探索“中国经济学”体系，德本财末实际上等于将人的德行置于经济学活动的全过程，修身尚德是中国历史传统民众社会活动的起点也是贯穿始终的非契约约束，无论是治家、治学还是安邦济世都无一例外地奉行。《中国经典经济学》构筑了“中国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学术体系，将对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困难起到很好的调和作用。
《中国经典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在于，从中国传统经典所蕴含的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学术体系。
近代中国，从“洋务运动”开始，及至“五四运动”弘扬西方科学和文化，一直到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期间还经历了“文革”对传统文化的摧残，中国人思考并解决中国经济问题更多基于西方的经济学说，很少思考甚至少有人梳理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中国经济学”。《中国经典经济学》从五千年的文化背景出发，系统分析并阐述了“中国经济学”的概念体系、逻辑前提、基本公理、分析范式和框架，并结合古今中外的经济史实提出“中和经济”的经济思想。市场竞争并不意味着“唯利是图者”之间的无序乃至无道竞争，当遵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德传统，也符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文化传统。政府管制应是“顺势而发”，而不应该粗暴地强制干预市场、用行政权力改变经济运行轨迹，重拾传统中国经济坚守的“贵在不扰”的治世方针值得当今的执政者思考。因此说《中国经典经济学》梳理并构建的中国经济学术体系，对于当下的中国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意义，有助于执政者和民众打破西方经济学的思维约束，只要始终奉行“中和经济”的原则，就无需再做“事后追溯”的研究，同时用中国人自己的智慧构筑经济系统的治理规则，既可以屏蔽单纯依赖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中可能带来的风险，更是指导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企业壮大的学术利器。
《中国经典经济学》的人本意义就在于，“天人合一、德财相应”的经济哲学与“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社会哲学不谋而合。
正如书中所言“经济学的起点是他利，而且是‘自他不二’的他利”，他利程度越高，自利程度越大。相较西方经济学的“自利假设”，他利起点符合中国人 “将要取之、必先予之”的传统德行，也符合“财富的本质是道德伦理的自然回报”的客观本质。今天的社会生态中“见利忘义”甚至践踏法律的案例不胜枚举，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政府决策都以利益为中心，发展经济的同时破坏了生态环境，建设城市的同时损害了普通民众的利益，商业企业欺诈、愚骗公众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这些经济乱象肆意横行折射的问题就是忽视了发展经济的终极目标是惠泽民众，损害公众利益的“缺德”经济活动注定难以为继。《书经》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则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概略的治世思想就是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正是基于传统文化的社会发展哲学，《中国经典经济学》提出的“天人合一、德财相应”的经济哲学与“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哲学可谓不谋而合。
实践表明，当我们在检视并试图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的问题的时候，简单套用或者改造“西方经济学”越来越不适应中国的经济发展，正本清源进而在实践中建立中国经济学才是“经邦济世”的解决之道。概而言之：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
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国本土经济学，既是中国经济学人的学术天职，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