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被问及中西方文化的主要区别时，我们总是会提到中国社会注重集体而西方国家强调个体。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兼顾了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这使得中国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开始了现代化进程。但城乡差距的扩大和时有发生的个人权利受到忽视的情况，表明旧体制的弊端还未完全消除。因此不满情绪的增长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就像我们在前面章节提到的那样，我们目睹了中国的集体主义向个体意识的逐步转变。这一变化来自两方面，与我们关于中国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民主进程的描述正好相符。人们的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接触到的关于国家和世界发展的信息也越来越多，他们想要在参与塑造国家未来的同时创造自己的未来。中国中央政府非常清楚中国社会的变革已经大大拓宽了个人和地方政府的发挥空间。
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将是自下而上参与和自上而下决策相互作用的过程。考虑到这一点，理解成都基层民主的发展离不开党内民主这个大环境。在西方人看来，涉及不同观点、利益和生活方式的多元主义与代表不同政治、经济和文化观点的多党体制是紧密相关的。中国的多元主义则有所不同。
中国人所说的党内民主指的是领导会议上的公开自由讨论与辩论，任何观点都可以在党内提出来。大跃进、大锅饭和文化大革命都是党内民主被压制的结果。从本质上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变化归功于党内民主的改善。现在，它已经扩展到了党外。
虽然党内民主已经发展多年，但是多样化的观点并不透明。对于个体的更多关注离不开对于多样化观点的接受。为了推动民主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一些原本并不公开的会议开始对公众开放：地方政府常务会、地方党委常务委员会，甚至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这些会议对公众和媒体的开放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
随着中国民主体系的成熟，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信心也在不断提升。
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中央政府仍然非常神秘，但是许多人告诉我们，它的透明度正在不断提高，各个级别的政府都允许人们对其进行监督。
也许现在是一个好时机让西方国家思考一下在高喊拆掉别人房屋之前是否有必要翻修一下自己的房屋了。虽然我们绝不反对西方民主，但是这一体系的瑕疵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西方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源自选举的胜出，因此，以选举为导向的思维是不可以避免的。虽然多样化的观点是西方民主的宝贵一环，但是在国家利益问题方面缺乏决断正越来越严重地损害着这一体系及其代表的公信力。
没有党内民主进程的推进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对于地方政府自治的推动。民主决策措施，比如村民大会、村民代表大会、村民议事会的成立都是中央政府指导方针落实的结果。成都铁三角的基石便是这样一个核心：对于个人权利的尊重。产权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层民主以及其他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措施都显示出对于个人权利的尊重。我们相信，研究成都的城乡改革将会帮助我们了解整个国家的发展走向。党内民主的发展以及改革氛围的日益宽松使得每个城市和地区都能够相互学习，并且落实好中央政府的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