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或许真的不懂那些打算。当时的中国，政局纷乱，不是所有人都与他一样，仅看到理想，就有心思进剧场看戏；也不是所有人都像他一样，不用担心家计，掏得起两块钱看戏。就算真有心思也真掏得起钱，不爱看就是不爱看，个人品位使然，又有谁规定大学生一定要看新剧的？又有谁能说大学生不看新剧就不进步了？
不过徐志摩也许只是痛心。五四以后，中国的新剧运动正进行得热闹，在徐志摩看来，这些推崇新剧的进步青年，偏偏忽视了这场真正的艺术剧，实属不该。他的批评或许带着诚挚的情感，有话直言——这是他写批评文章的一贯风格。但无论如何诚挚，言辞毕竟偏颇。最不该的，是他竟然在文中批评中国学校里教莎士比亚的教师，十个有九个说不出莎士比亚的好。这话，无论怎么看，都太过张狂。
所以，新剧家们坐不住了，回击是必然。而就在这个当口上，徐志摩被抓了小辫子。5月6日，还是在新明剧院，徐志摩与朋友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演出的《娜拉》，他中途退场。当时便有人对他们大张挞伐，说他们不懂《娜拉》反映出的女子人格问题，不知道戏剧与人生的关系，不配看《娜拉》这样有价值的戏。
那天，跟徐志摩一块儿看《娜拉》的是陈西滢。面对外界指责，他先写了文章回应。陈西滢为了证明他们退场的必然性以及对手指责的无聊程度，从剧场秩序混乱，说到新明剧院的构造不合乎声学原理；从演出者太过业余，说到“如果你痛斥没看完《娜拉》的人不懂得人生问题，那简直就是在骂易卜生不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陈西滢的文章写得义愤填膺，徐志摩的口气倒是平和。他强调《娜拉》之所以不朽，不在于对手所说的所谓“人格”或“人生”，而在于这出戏本身的艺术性，而他评价戏的标准，也只是把它当戏来评价，而不当它做宣传某种主义的工具来评价。所以，新剧家们，你们就不要谈什么人格人生了。最末了，徐志摩主动与新剧家们讲和：“劝被西滢批评的诸君，不要闹意气，彼此都是同志，共同维持艺术的尊严与正义，是我们唯一的责任，此外什么事我们都不妨相让的。”
徐志摩的确不像陈西滢那样生气。当然，你可以认为徐志摩的平和，是因为他此前并没有看到对手们攻击他的文章，所以不至于太生气；你也可以认为，徐志摩的平和是因为陈西滢的文章已然激愤，他为避免招来更大的怨毒，所以只得平和一些。但实际上，徐志摩在他一生所经历的文坛论战中，大都平和。这与他的性格有关。况且，他从罗素那儿学来的不仅有讽刺，也有英国式的绅士风度。
这种风度，包含了文明，公正，平和，豁达，稳重与自由。所以，徐志摩在他参与的文坛争论中，的确从未恶语伤人。虽然他的高傲自负，总招来非议与攻击，但至少，他能坦然地应对这些攻击，对事的态度也大体公正。而他一旦认识了自己的错，也能大方承认。就像在哈姆雷德一事上，事后徐志摩也大胆地揭疮疤，说他作为一个自命时新的人，骨子里也时时有守旧甚至顽固的时候，所以得严防自大与虚荣。
然而，就是这种英国式的绅士风度，却一直入不了鲁迅的眼。他曾经讥讽这些绅士，说他们“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种好名称：慈善家，学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种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鲁迅不屑这样的“正人君子”，所以，在不久的将来，鲁迅用他冷光闪闪的匕首对准了新月派的绅士们，将他的第一次全方位大规模的论战，献给了新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