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笃定泰戈尔的影响力，但泰戈尔自己，却怀疑他的到来是不是真的能给中国人的思想与心智补充营养。但无论他在踏上了这片古老的土地之前有多么迟疑，当他见到那些欢迎的人潮时，或许能找回勇气。他的到来是当时中国文化界的一大盛事。当他乘坐的轮船抵达上海码头时，文化界名人、各大报社记者，都在欢迎他。据说连末代皇帝溥仪都与他会面。而与泰戈尔神交已久的梁启超在欢迎词中，也不吝溢美之词：“我们用一千多年前洛阳人士欢迎摄摩腾的情绪来欢迎泰戈尔哥哥，用长安人士欢迎鸠摩罗什的情绪来欢迎泰戈尔哥哥，用庐山人士欢迎真谛的情绪来欢迎泰戈尔哥哥。”
有欢迎的地方就一定有批评。陈独秀、郭沫若、沈雁冰、瞿秋白、林语堂等人在对待泰戈尔的态度上，就与梁超启、徐志摩泾渭分明。在陈独秀他们看来，泰戈尔的思想放在中国，简直是中国青年的思想大敌。郭沫若就毫不客气地说：“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什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终然只好永流一身的汗水。平和的宣传是现世界的最大的毒物”。
听到了这样的反对声，泰翁的心受了打击。他的思想在自己的国家，被认为过分前卫，而到了中国他却被指责太过保守。真是愁刹了老人。虽说他原本认为，如果只谈诗歌，或许对不住对他寄予厚望的中国朋友，但事实证明，如果他仅仅谈诗，或许更容易被人接受。
老人心累，再加上三四十场的演讲，无数的会面与接见，身累。或许此时，最能令身心俱疲的泰戈尔感到安慰的，就是他的忘年交素思玛——徐志摩了。这真是一位热情真挚的青年。他几乎一路都在陪着泰戈尔，无论是演讲、茶话、游览，从上海到北京，他当翻译，当导游。甚至有一次，他陪泰戈尔到法源寺赏丁香，竟因情绪激动，在树下做了整整一夜诗。
泰戈尔的访问是否对当时的中国有现实意义，或许的确值得商榷。但就徐志摩个人而言，泰戈尔的这次访问，意义重大：正是在这次接待泰戈尔的活动中，他看见了他与林徽因爱情中那点残存的微弱希望。
泰翁到了北京后，同是新月社成员的林徽因加入了接待工作。据说当时陪同泰戈尔的“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荒岛瘦的徐志摩，犹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这一对金童玉女似的人物，本就前缘未了，加上日日相处，旧情复燃也在情理之中。而这段期间他们最珍贵的记忆，恐怕要数为排演《齐德拉》时的接触。
同样是为了在泰翁六十四岁生日庆贺会上为他庆祝，新月社同人排演了由泰戈尔改编自印度史诗《摩诃德婆罗多》的《齐德拉》。那是一个与爱有关的故事。戏里，林徽因扮演女主角齐德拉公主，徐志摩扮演爱神。在爱神的帮助下，齐德拉公主终于与她爱慕的王子，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这出美丽的爱情神话里，观众最无法忽略的，不是王子与公主，而是爱神与公主。他们的每一次眼神交汇，都是心的相连，连得如此默契如此和谐。他们仿佛能从对方的眼中读懂台词，更能从对方的眼神中，读出台词以外的情愫。真情演绎出的戏剧，无疑能感动所有人。这次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是第一次以全英文演出的戏剧；是徐志摩的新月社，作为一个团体，第一次公开举行的活动；而它对徐志摩而言，最重要的意义是，它是一剂强心针，让徐志摩仿佛早已麻木的爱情渐渐苏醒。不但如此，或许是徐志摩与林徽因在台上的感情过分满溢，漫出了舞台，渗入了现实，于是招来了流言。据说，梁家也对二人产生了不满。
因为一场戏，两人传出绯闻，俨然现代八卦新闻的桥段。但这两人的绯闻却很难让人不当真。毕竟，他们曾有一段共同的康桥回忆。而徐志摩从来没有彻底放弃对林徽因的爱，这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他归国后仍是待她殷切，待她温柔一如初见。林徽因再理智，但终归还是个女人。女人对痴情浪漫的男人天生少了免疫。因此，就算林徽因当时诚如外界所传，真的陷入了情感的挣扎，也再自然不过。
可是，林徽因依旧是林徽因，理智得能让所有女人羡慕。她或许挣扎矛盾，但她最终选择了远离情感的是非。《齐德拉》公演后不久，林徽因再次离开了，这次是去美国上大学，与梁思成一起。于是，徐志摩的爱情苏醒宛如一次生命的回光返照。
天地彻底暗了。徐志摩茫茫然，不知道该往哪里走，颓丧得直想掉泪。偏偏这时，他要陪泰戈尔到山西推广农村建设计划。这一别再回来，怕是林徽因已经离开，不知何日才能见到了。1924年5月20日，泰戈尔前往山西，送行的车站，徐志摩终于爆发。他知道林徽因就站在人群里，但是他不敢看。即便看了又能怎样？他们只是随着车辆前行，越来越远，最终消失在彼此眼里。他系在林徽因身上的情丝，怎么就这样能说断就断了？原来爱情如此脆弱，真是不敢相信。他伤心至极，铺开信纸，写了封信：
“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话，我已经好几次提起笔来想写，但是每次总是写不成篇。这两日我的头脑只是昏沉沉的，开着眼闭着眼都只见大前晚模糊的凄清的月色，照着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地向荒野里退缩。离别！怎么的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信没有写完，他还来不及送出，火车却要走了。他焦急，冲向站台，同行的泰戈尔秘书恩厚之见他如此伤情激动，便将他拦下，帮他把信收起。于是，这封没有写完的信，就这样永远没有被寄出，随着徐志摩与林徽因的爱情，一起被岁月留在了记忆里。的确，单凭理想无法对抗现实，“去罢，青年，去罢！悲哀付与暮天的群鸦”；从那场幻梦里醒来，“去罢，梦乡，去罢！我把幻景的玉杯摔破。”天空爱上大海，只有风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