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重庆经验的最大意义，可能在于以一个地方政府创新的多元化努力，不仅改出了一般发展中国家深陷其中的“灰色陷阱”（“灰色经济”及其相应的“灰色治理”），而且以其全面推进中央政府的民生新政而对21世纪的新的人类文明提供了新曙光、新想象。这一实践若持续进行下去，则会标志着20世纪以来以“发展”、“市场化”、“全球化”三大潮流推动的“以资为本”发展主义体系的走向终结，以及21世纪“以人为本”体系的可能建立。
这一体系，可能为中央政府提供以社会主义3.0版本和市场经济3.0版本这种主流意识形态部门易于借鉴的创新形式，来定格人们一直讨论的“中国经验”。
重庆创新和“创旧”相融合的新的发展范式，以及政府主导要素资源市场化并将增值收益作出社会分红，可能提供新的市场体系替代模式和全球化替代模式。
我们既不能断言重庆经验可能拯救社会主义，也不能断言其可能拯救处于危机之中的全球化自由市场经济，更不能断言其可能拯救“以资为本”体系扩张中的不可持续性和不断扩张的人类未来。
因为，这里面蕴涵着一个十分明显的命题。“以资为本”体系已经成功地以理性化进程，实现了人们利益的紧密链接，具有十分强大的再循环和再生产能力，并建立了完整的再生产平台；而“以人为本”的新体系，更多地是植根于人们伦理道德诉求的理念链接，相对于利益结构的松散性，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重庆在21世纪最初十年的政治经济努力，还是让人看到一个“以人为本”时代的新世纪曙光。
同时，我们也在重庆经验的解读中，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对新世纪作为“以人为本”时代的主动倡导。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的建议草案中，也首次没有提出量化的GDP指标，而是“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为核心，并提出做好“六个坚持”。其中，“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值得注意的新提法。“以人为本”时代的新世纪特征，已经初现端倪。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已经经历了两个文明时代——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目前正在探索第三个文明时代。中国首创性地提出了“生态文明”，盼望“民生新政”成为生态文明时代人类治理目标的新内涵。
“生态文明”的提议，是对工业文明之后可能的第三个文明形式的新探索，既不同于西方“后工业时代”、“后现代主义”等拖着第二个文明时代尾巴的传统提法，也不同于“网络经济”、“知识经济”、“循环经济”等不尽完善的新提法，而是综合了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的新的文明时代的思考和认识。
走出“GDP旧政”，走向“民生新政”，创建“以人为本”的发展体系，可能是生态文明时代的前奏，也可能是21世纪人类新的发展观的主旋律。完成了“以人为本”的过程，同时再进一步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会使得人类文明步入一个“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新时代。这个文明时代，可能就是中国首倡并命名的“生态文明”。我们期盼着重庆通过不懈的政治经济努力，能够率先带领人们步入一个“以人为本”的新世纪，并为人类文明第三个时代的到来，开创出新的美好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