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产业链各环节在区域内的集聚和协同增长。一般而言，地处内陆西南山区的重庆引进加工工业外资的难度，集中在“大进大出”带来的交通成本上。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唯有致力于形成产业链各环节的区域内积聚，才能对冲从沿海到内陆山区增加的运输成本。重庆一方面对产业链条上各个环节的企业实行整体引进，在区域内形成聚集和垂直整合；另一方面，与核心企业签署协议，使其承诺将研发中心和结算中心都留在重庆。这样，就形成了“两头（研发、结算）受益、一头（市场）在外”的一般贸易模式。
可以对比的是，沿海地区在早期对外开放延续至今的发展过程中，仍然主要采用的是“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产业链条上游的设计研发、原材料，以及下游的销售结算和售后服务都在国外。中国的加工企业长期处在微笑曲线的下颌处，只赚取微薄的加工费用。这种两头在外的贸易模式长期以来都是靠廉价的劳动力和牺牲资源环境来支撑，而且这些低端产业毫无核心竞争力可言，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重庆能实现这种能获得更多附加值、各产业环节更加均衡发展的一般贸易模式，恰恰是在重庆一直坚持的与城市扩张和资本扩张同步调整产业空间结构布局的努力下形成的。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国家层面给予的各种支持和优惠政策，比如三大国际通道的建设、批准其为外汇结算试点等等。
（3）“地根政治经济”与土地革命3.0版本的创新实践。城市扩张和资本扩张的核心要素，是建设用地的获得和使用。在严格保护国家基本农田、建设用地指标紧张的条件下，如何做好土地文章，显得十分关键。地票交易、增减挂钩、占补平衡等措施的利用，以及公租房建设的蓝图，使得3.0版本的土地革命（若我们将制度变革也称为“革命”的话）在重庆正在孕育成形。这不同于1.0版本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赎买小土地所有权的土地改革，也不同于1978年以后分田到户农民赎买生产经营自主权的第二轮土地改革。因为前两轮土地革命，都是在农民内部进行，围绕农地的重新分配进行的。而3.0版本的土地革命，则是在农民和市民，以及政府和开发商四者间开放式地进行，主要体现为农地的非农化使用、土地的增值收益分配，绝大部分是在城市内部完成的，农民只是获得了土地指标的价格补偿。其本质是利用低价赎买农地指标，获得极高的城市增值收益，然后向制度、也向市民赎买发展权。
利用城乡统筹综合改革试验区的种种制度创新空间，重庆主要做好了地产文章。当城市用地指标有限、发展空间有限的时候，必须考虑土地这一最主要的生产要素的获得和配置。关于土地要素的获得，我们在“2.2.1城市扩张”部分，已经介绍了地票交易等城乡互动的土地交易方式，使得重庆市政府可以利用增减挂钩的土地制度，获得宝贵的土地要素。
除此之外，重庆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先手”：在中央政府借防范东亚金融危机强力推进金融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基本上失去银行信贷干预权，很多过去习惯于直接指挥银行放贷的地方政府突然感到束手束脚的同时期，重庆市级政府恰好利用东亚金融风暴造成中国1998年至2002年通货紧缩时地价很低的条件，以相对较低价格集中收储了区县政府的土地储备，从而抑制了区县级政府短期的土地财政目标。也许，正是得益于这个“先手”，重庆才形成了在主城区“集中力量干大事”的地产资本大规模扩张的前提性制度条件。因为，重庆的地产资本规模扩张的前提就是土地集中在市级政府手中，这才得以主要通过附属于政府的八大国有投资集团完成。
重庆八大国有投资集团也正是得益于现有市级政府已经掌握的成规模的土地储备，才能以较低交易成本扮演了代替市政府与重庆所属区县政府、国有或集体企业以及市场交易的主要角色。
众所周知，自从1998年中央政府主动为金融部门承担了既往债务负担，以此在新世纪初力推轻装上阵的国有银行完成市场化改制之后，中国出现了金融资本在产业过剩条件下迅速异化于一般产业，尤其是远离中小企业和农业，而更多地追逐流动性获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2007年上海股市崩盘之前攀高到6 000点以上的内因。
同时，由于地方政府不能再控制银行，地方的楼堂馆所攀比和基本建设投资一般就都得靠土地抵押，才能得到追求独立利益的金融资本集团的规模投资，各地政府融资平台随即蜂起于“以地套现”。
于是，在地方发展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中，政府的投融资平台扮演愈益重要的以稳定增值的地产资源换取金融部门大规模投资的角色。这就是各地政府的土地融资。
因此，一般而言，从上到下的发展主义导向的政府之间GDP攀比的竞争并无本质差异，只看谁的交易成本低，谁的恶性事情少。
据此来看，如果没有在配合改出“灰色陷阱”的艰苦而复杂的多种努力之中表现出的制度创新，那么重庆以GDP增长表示的经验并不特殊。而理论研究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这种理论见之于实践的时候，能够把个别提高为一般。
重庆市政府下属的八大国有投资集团、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和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这十家公司在2002年至2004年间分别获得了重庆市政府赋予的土地储备职能。截至2009年，十家公司储备土地约60万亩［35］——足够开发到2015年。这为极度稀缺的要素——城市建设用地的获得，为土地市场的调控和公益导向的使用，留下了前所未有的腾挪空间。
合乎逻辑的结果随之而来：由于是市级政府下属投资公司开发市级政府自己储备的土地，因此关于土地要素的配置和国企增值收益的分配，政府也就理所当然地扮演了主导者的角色。这就是重庆市级政府财源茂盛的第二财政土地和第三财政国企。
借此，重庆市级政府也得以顺势而为地推进可被称为“亚区域整合”的产业布局调整——新的重庆主城规划为中部、东部、南部、西部和北部五大片区。其中，中部片区主要为现状建成区，这里原本是重庆产业最集中的区域。新的城市布局对这一区域实行“退二进三”和“退工还绿”的政策，包括国有产业企业在内的所有产业企业，逐步向外调整搬迁疏散，只发展以金融、商贸、现代物流以及都市区旅游为主的第三产业。外围的四个片区成为新的产业和人口聚集区。
无论实行何种经济体制，这种经济地理空间的战略性大幅度调整都是极其困难的，一般都只能在政府清醒主导和严格规划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战略性空间调整形成新的产业布局，不仅缓解了中心城区拥挤和用地紧张的压力，而且产生了更大的级差地租收益。特别是，这种大量增值收益又为重庆市政府所控制，就使得政府有可能确定一个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模式的增收收益分配方案。
从目前贯彻中央政府统筹协调方针的制度努力看，重庆市政府正在意图以这一潜力巨大的增值收益来购买公共服务，促进对弱势群体的公平公正。从目前重庆已经做到的情况看，这里实现了将“以资为本”的市场增值方式拿到的资金，使用到“以人为本”的收入分配实践之中。如此认真地做下去，就会使得重庆市同时打好了补课学习（融入“以资为本”的三大潮流之中）和时代创新（进行“以人为本”的制度努力）两副牌。
这样的“熙奇组合”，既做足了地产文章，又做足了地产合法化文章，还做足了地产增值收益在城市内部重新分配的文章，同时书写了3.0版本的土地革命、3.0版本的市场经济和30版本的社会主义，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动员模式，为持续地创造出新的重庆经验既打下了经济基础，也构成了其核心内容。
若上述分析成立，则重庆作为中国执政党在2002年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小康战略转型之经典便可昭然天下：在资源条件和地理环境非常不利、以往改制沉淀的制度成本过分沉重的条件下，仍做到以3.0版本的土地革命有力地支持了3.0版本的市场经济和3.0版本的社会主义创新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