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20世纪三大潮流下的中国和重庆
课题组认为，需要将重庆置于20世纪的世界潮流和中国变化的历史场景中，去分析重庆的发展经验和历程，才能凸显重庆经验的普遍意义，及其可借鉴性。
回望整个20世纪的世界政治经济过程，似乎很大程度上在应验马克思在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言：“如果劳动产品不属于工人，并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那么这只能是由于产品属于工人之外的他人。”［3］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追求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无论何种制度条件下的政府，都直接遭遇资本要素极度稀缺的困局，普遍地形成“亲资本”的政策体系，遂使劳动者越来越退居到劳动产品和利益分享的二线去被动地承载发展代价，而“工人之外的他人”则成为资源资本化的制度收益的主角。
20世纪的百年历史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这样一幅图景：以发展主义现代化作为基本背景，“发展”、“市场”和“全球化”这三股潮流接续兴起，推动了异化劳动的逐步深化，并不断将其扩散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全球扩散过程中，“工人之外的他人”——资本所有者不断获得劳动者的产品，使得资本异化于人类并逐渐获得主体地位和支配地位。于是，这个不断异化人类自身的资本主义文明，便在全球日臻成熟地走入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最后阶段。
据此，回顾整个20世纪的政治经济过程，如下四个字即可概括：“以资为本”。
“以资为本”从物质财富到意识形态的扩散，在其广度和深度上，无论如何形容，都难以尽言。从资本全球化的各个特征看，都像马克思所言的那个“幽灵”［4］，而且不仅在欧洲，还已经在全球每个角落游荡。若能从更深一个层次理解，这是一个玛门（即“财利”）的幽灵和巴比伦系统的全球复制，并由于其势力的无处不在，正在促使我们思考本课题组早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就已经讨论过的资本的全球化与世界法西斯化相结合的重大历史转向问题。［5］
站在21世纪的最初十年，每一个思考者和行动者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富有转折意义的难题：如何走出人类自进入资本主义文明阶段至今已延续了数百年的“以资为本”的发展主义价值体系，重新认识“人”和“物”的关系，并在人类政治经济活动中有所体现和反应？其背后的深层意义在于：人类作为一个具有自觉意识和主体地位的物种，怎样在经济社会活动中克服被资本全面异化，从而恢复其主体性？
从历史上看，中国即使在十分强盛的时候，也并没有走上西方意义上的殖民扩张。那么在这轮中国崛起的世界经济地理变迁中，中国能否再次脱出源于西方的发展主义窠臼，既利用和改造现有“以资为本”的全球化体系，又走向各国在话语实践中已经倡导的中国特色的“以人为本”的“民生新政”，从一个全球制造业产品总量第一的大国转向“全面中兴”的政治经济过程？进而，我们再思考中国经验的全球意义甚至人类历史价值：在转向包容性增长方面，中国各个地方的创新实践和创新竞争，有没有蕴涵人类在新世纪走向生态文明的新曙光？
这些思考，是我们学习和解读重庆经验的基本出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