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了一会儿，他们又开始和我说话，这回倒是没有逼问我什么，而是跟聊天似的，问我一些家庭生活上的事。
家里的事情我不大愿意谈，这里面有几个因素，一来我的出身太过贫寒，早年的记忆对我来说只有伤感，没有快乐可言；二来我目前个人家里的事没多少有意思的内容，我又不像许多小市民，喜欢家长里短；三呢，家里的事情说得不好，被他们逮到什么话柄，给我来个刨根问底，那就麻烦了。
艾主任问我小时候在哪儿读的书，我真的不想多谈。不过，他的问话还是勾起了我的一些略带伤感的回忆。
小时候日子过得那个苦，想起来就辛酸，我巴不得全部忘掉才好。然而，偏偏那些事情就是忘不掉。我的家住在一座大山的深处，山里常年见不到外来的人。我记得自己考上初中的时候，母亲送我去乡里中学报名，我背着一袋大米，母亲则替我背着书包被褥，我们沿着一条细小狭窄的山间小路，朝着山外面走。一路上，母亲不住地跟我说，儿子呀，你要好好读书，要做个有出息的人，将来能留在乡里做事，你死去的爹别提会多么高兴的。她说，家里的田要种，鸡呀猪呀要人喂、要人管，我只能送你去学校一次，下一回你就要自己走了。她说……她一路说了许多话，我没有记住几句，但我记得十分清楚的是，我们走了整整两个小时抵达学校，在会计室那儿交学费时，我看见别的学生家长从各式各样的钱夹里掏出的钞票都是十元、五元——至少也是一元、两元的（那时还没有发行现在普遍流通的百元红钞），而母亲用颤抖的手从她贴身的衣袋里掏出的，只有角币和分币。那些角币有一张两角，两张一角。两角的角币已经严重污损，上面的图案看不分明；一角的角币中有一张则比较新。那张新的一角人民币是粉红色的，上面画着一些人肩上扛着铁锹去干活。那些扛锹的人，领头的是个穿中山装、戴干部帽的人，身旁左右紧跟着的是两位穿短袖露胳膊的女子，一名女子也扛着锹，另一名则手里提着什么东西。
母亲的胳膊和她的脸一样黧黑，而且瘦骨嶙峋，青筋突起，上面还有很多疤痕。一角人民币上那两个女人的胳膊则丰满圆润，展现出柔婉的线条——那些线条含有某种风情，这是我在以后逐渐懂得的，那时候，我只是对这种线条产生了一种朦胧的无可名状的向往。
我之所以对这张一角人民币印象如此深刻，是因为母亲谨慎地掏出藏在身上的、用一块打着补丁的旧布包裹了一层又一层的报名费的时候，尽管万分小心，那骨节暴露的手却一直在微微颤抖，以至于将满捧的分币抖落地上。心情紧张的母亲急急忙忙从地上搜捡四处滚动的硬币，而我的目光则落在她搁在木凳上的布包里的那张八成新的一角角币上。那张角币被窗口射过来的一束光线照着，枣红色的图案在我的目光中竟然呈现出一种淡淡的、近乎血色的光芒，这光芒当时刺痛了我的眼睛，同时也温暖了我的眼睛。
母亲把所有的硬币一分一分地找了回来。那些一直滚到办公桌和座椅下面的分币，如同因羞涩或顽皮躲藏起来的孩子。母亲找回几枚之后，把它们搁回布包里仔细数一遍，发现还有逃离未归的，又伏下身子去找……当所有的硬币都回到那个旧布袋里的时候，母亲用袖子揩了揩满额头的汗，紧皱的眉头才略略松开。
轮到我们交学费了。母亲把那个破旧的布包打开在收费老师的面前时，对方毫不客气地伸手一推，嘴里说：“你别拿这种钱来交学费。我们只收整钱！”
母亲焦急地说：“对不起，老师，我只有这种零钱啊！”
“零钱不收！”对方斩钉截铁地说。
母亲一下子变得脸色煞白，哀求地说道：“老师，我们家孩子好不容易考上乡里中学，我们是走了二十里山路才走到乡里的。家里太穷，攒下他的学费实在很不容易，求求你了！”
“下一位——你让开一点！”对方看也不看母亲，她把鼻子耸了耸，眉头紧皱，脸上现出奇怪的表情。我猜她是闻到母亲身上的汗味而表现出厌恶态度的。
又有缴费的人上来，母亲让到一边。我看见她的眼睛倏地红了，里面噙着泪水。我的母亲，任凭多么艰苦辛劳的日子，从来没在儿子面前落一滴眼泪。现在，她眼眶里的泪水几乎就要冲决心理的堤坝滔滔而出了。我的心脏因此而被攥紧，血管里面的血流得汹涌。
母亲看上去挺不住了，她的身子软了下来，一下子靠在了墙上。然而，只不过瞬间，我看见母亲重又挺起了腰杆，她过来牵着我的手，用一种急促的脚步走出了会计室。我不知她要把我领到哪儿去，但她此刻的力量很大，抓住我手腕的指头如同钳子一样有力！
由于家里穷，吃得不好，我那个时候人瘦得像个猴子，个头也小，母亲几乎是提着我出了会计室。早上6点钟就起床，咽了点昨晚的剩饭，走了两个小时的路，我已经感到肚子饿，可母亲不知为啥还有那么大的力气。我踉踉跄跄地随着母亲的脚步跨出会计室，母亲的手还是没有松开。她把我一直“拎”到对面一间房子，那上面挂着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校长室”三个字。
校长，在儿时的我的印象中，是最大最大的官儿了。那时，除了校长和村主任，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更多更多、多到数不清的官儿，也不知道区区乡村学校的校长连芝麻绿豆官都不能算，而且在那些所谓的“七品芝麻官”的眼里，他们的分量也不过同草芥、灰粒一般！
进了校长室，母亲朝里面坐着的人“咚”地一下跪下了，她把我拉了一个趔趄，我先是险些摔倒，后来又被母亲的手强行按得跪在地上。
我和母亲跪成一排，母亲什么话也不说，只是低着头。我也学母亲的样子把头低下。坐在椅子上的几个人肯定被我们的动作吓住了，他们一起站了起来，其中一个语气紧张地连声问：“为什么，你们这是为什么？”
母亲没有说话，嘴里“呜咽”了一下，啜泣了起来。她就那样跪在地上，低垂着头，双手捂住面庞，眼泪从她被阳光晒得乌黑的手指缝里渗漏出来。她哭泣的声音很低、很压抑，但她的肩膀在剧烈地抖动，可以想见她痛苦的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