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同窗好友甄元熙的影响和介绍加入了京津同盟会
我于1906年考入北京顺天中学堂，1911年毕业。
1910年暑假后，班里来了一位插班生，叫甄元熙，字亮甫，广东台山人。后来才知道，甄君进校之前就是革命党人，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他从广州辗转到北京进顺天中学堂，就是来宣传革命，发展革命力量的。甄君比我长两岁，他因见我对时局也极为关心，很快同我成了好朋友，但实际上，我们的政见并不相同。他当然是革命派主张，我只是热心对中国进行政治改造，而不同情排满反清。在如何对中国进行政治改造上，我当时认为英国式政治最为理想，否认君主国体与民主国体在政治改造上有什么差异，并认为法国式（内阁制）、美国式（总统制）皆不如英国式政体完善。这种观点，实质上是辛亥革命时康有为的“虚君共和论”。因为这，我同甄君的分歧自不待言，但他这人聪明过人，自有一套交朋友的办法。一天，他悄悄交给我一本书，说让我读完后再商讨。这本书是由日本东京出版输入我国的，书名叫《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书中收集了以梁启超为主的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君主立宪派的文章，同时收集了胡汉民、汪精卫等发表在《民报》上的革命派的文章。两派观点针锋相对，各不相让。我认真读完了全书。由于我本来就倾向于梁启超一边，当然不能立时就接受革命派的思想。但甄君表现得十分有耐心，我们之间经常秘密进行笔战和辩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每次总以他乐呵呵地主动休战而结束，从来不伤感情。我为他的革命激情和友善态度所感动、所影响，观点渐渐有转变。当然，更重要的是与此同时看到的许多事实教育了我，使我认识到主张君主立宪——此路不通。
所谓“事实”，是多方面的，我举一桩较大的事例。康、梁的“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了，但过了若干年后，主张君主立宪的人却有增无减，可以说是形成了一股潮流，因为这种主张是以不推翻清王朝统治为前提的一种政治改良。特别是在西太后不能主政和病死之后，清廷也允许各省成立咨议局，中央成立了资政院，还派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成立了宪政编查馆，最后还发表“上谕”，提出经过9年准备便召开国会，正式立宪，先把省咨议局改为省议会等等。但性急的君主立宪派认为9年时间太长了，等不及，纷纷要求提前召开国会搞宪政。各省因此派出请愿团到北京向清政府请愿，这一举动使清廷很恼火，答复说：9年准备的时间不容改变，并强行把各地请愿代表逐出北京。清廷这一行动，使君主立宪派大失所望。因此清廷更加失去人心，许多立宪派人士纷纷转向革命派。我看到这些事实，深感时局如此，宪政肯定无望，因而革命便是改造中国的唯一出路了。其时，京津同盟会（全称为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酝酿成立统一组织，汪精卫、李石曾、魏宸组、赵铁桥等是主要领导人。甄元熙也是活跃分子之一。他见我的思想、态度发生变化，便及时主动介绍我加入同盟会，我欣然同意，时为辛亥年（1911年）夏秋之间。记得我的第一个行动是剪了辫子。甄君在辛亥革命期间一直同我在一起。转民国以后，他在京津创办《民国报》，自任社长，我在该报任记者。1919年、1920年间，甄君曾在广东大元帅府任秘书，后去美国，在旧金山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