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分析师的四部曲：抵赖、修正、狡辩、再修正
在证券公司里有一个很奇妙的现象每天不断重复上演，年复一年。
分析师开始发现一只上升的明星股票时，这只股票一般也已经从最初涨了几倍，基金经理们开始打电话问分析师如何看待，分析师们才慢慢感觉到应该把它当真了。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分析师要正式研究一只股票需要经过内部研究委员会（IRC）同意，而且这只股票不能给分析师或投行带来信誉上的损害。另外，一旦正式研究该股票就不容易停止，想停止研究又需要正式的IRC开会同意，而且有可能得罪因本投行的研究而买入该股票的“后来入场的基金经理”。有些基金经理们担心，一旦失去了研究员们的噪音支持，中小盘股有可能会黯然失色，被人遗忘。而且，分析师停止分析一只股票时要出一个告示，有时让人感觉到这只股票可能有什么问题。所以，投行的IRC决定让一个分析师研究某股票时，当然有些尺度，比如这只股票市值是否够大，交投是否活跃（毕竟要让投行有交易佣金可赚），等等。
等到一个分析师开始研究某一上升的明星股时，另外的投行坐在相同位置的分析师就开始有压力了，基金客户和内部的销售经纪人会问这些分析师：“某某分析师刚刚发表了一份报告说这只股票会在年内翻两番，你怎么看待？”于是，第二个、第三个，也许第四个分析师多少有点儿不情愿地开始发表对同一公司的研究报告。当这只股票确实是明星时，这样的局面就可以持续一段时间，可如果这只股票被证明是昙花一现时，分析师们便开始沉默，或者开始陆陆续续放弃对该股的研究。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两年的时间。
有时，有些公司确实是好公司，但业务成熟之后，增长率便开始下滑甚至倒退。它们的行业地位很坚固，但增长率开始下降。部分原因是基数过大，部分原因是行业过了高增长阶段，有时也因为公司战略上有点错误（转型不顺利等）。
在上升阶段时，基金经理和分析师们往往对这些股票爱慕有加，“它们永远不会出错的，看看它们最近几年的表现”。这些公司的市盈率或市净率往往很高，因为市场对它们未来的预期很美好。
有时，这些公司明显在业务上或战略上犯了个错误，但市场仍然一片掌声，说“它们没有问题”。只有极少数人说，“白璧微瑕”或“成长路上的一个小坎坷”。但是，机灵的基金经理开始撤退，股票开始走弱。这个阶段是分析师的“抵赖阶段”。尽管分析师仍唱赞歌，但是股价继续下跌。然后该公司下个季度或半年的业绩开始疲软，或者显示出不少问题（比如，应收款增加，客户抱怨增加）。这时，股价加速下跌。分析师们开始调低他们的赢利预测，修正他们对该公司未来12个月的股价的预测。但仍维持“强烈建议买入”，原因是：（1）股价已经跌了很多；（2）前景依然美丽。这是第二个阶段——修正。
这时，也许股价开始平稳。但鉴于新情况，分析师们开始了第三个阶段——狡辩。直到新的季报或半年报出来，又一轮的失望，股价再次明显下挫，分析师对赢利及股价目标再作新的下调。很多分析师都发表了“抛售股票”的报告。这才完成了第四阶段——再修正。这个周期往往在一只股票上持续几年。几年之后，市场开始把这些公司当成也可以犯错误的“平凡公司”。这时，比较理性的分析才真正开始，大家可以看看这些股票多年来的下跌便能理解这四个阶段是如何发展演变的。
大多数分析师是大学财会或经济系的毕业生，有些或加上硕士学位，一般是毕业后即进入投资银行，既没有经商的经验，也没有股票投资的经验，所以犯错误也不奇怪。在欧美，投资银行的分析师有的干到50多岁，所以见得比较多一些。在亚洲，投资银行的分析师的行当是1990年前后才有的，所以现在的分析师一般在30～35岁，近几年，因为行业快速膨胀，才从电视业、航空业、商业银行等招聘了一些30～40岁的分析师。但总的来说，这在亚洲还是一个十分年轻的行业。
年轻是个优势，因为不信邪所以冲劲足。但年轻也是个劣势，没见过，或者说没有经历过几次市场崩溃，更容易被旁人的三言两语说动心，而偏离对基本面的忠实。
如果我再当证券分析师
2001～2003年，我跟国内的证券分析师接触很多。当时我是瑞银的研究部主管，正在为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的项目而忙碌。我的感觉是，内地分析师的水平比香港低很多。现在，我可不敢再这么讲。市场的摸爬滚打已经造就了大量高质量的人才，坦白地讲，这个板块的人才能量已经大大超过国内财经院校和政府的研究机构，可喜可贺。
如果还有机会再做证券分析师，我一定做得更好，更轻松。首先，我一定想办法偷懒。海内外的分析师有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过度关注短期的市场噪音。我本人曾经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我每天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生怕错过了北京某个小小的政策变化，或者某家上市公司上个月的产品销售排行榜，或者某个统计数字的微微波动。只要我的鼻子闻到有故事，或者我感觉能在没有故事之中找到故事，就一定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我联想丰富，眼疾手快，可以把小故事变成大故事，把大故事变成划时代的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