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小飞乐
1984年11月18日，上海《新民晚报》在一版不显眼的地方刊登了一条消息说：本市出现一家接受个人和集体自愿认购股票的新型公司——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它对社会发行1万股，每股50元。
（图2 1）飞乐音响股票（简写）
当时上海人并没太拿这当回事。然而，有个老外注意到这条消息。日本《朝日新闻》先登了一大块文章讲飞乐，接着日本野村证券株式会社董事长伊藤正就满大街要找上海同行聊。
上海人是小心谨慎的。在这之前的7月份，拿出了一个八条的《暂行管理办法》，其中第一条规定：新办集体所有制企业可以发行股票。也就是说，国企和个体户都不许发股票。这是什么意思？让集体企业先探探路子。
在最初讨论如何实行股份制时，当时的市委常委吴邦国和黄菊就不止一次来过飞乐电声厂，每次来都悄悄的，很神秘，像搞地下工作一样。
飞乐音响第一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秦其斌对这段经历同样记忆尤深：
“于是我们要去工商登记了，一个小小的企业要叫公司了，这个工商受不了了，这个公司不能乱叫的，84年的时候公司不能乱叫的。公司是一种行政级别，不是一种经济实体，不是个法人组织，它是个行政级别。有人就说，你是不是有野心呀？你们是不是嫌现在这个官当的太小了？”
图22秦其斌（简写）
后来飞乐音响拿着政府的批文还是办了工商登记，但是在企业性质一栏当中写的是集体。这下麻烦来了，1986年，小飞乐第一次分红，分红之后税务局稽察大队就找上门来，毫不客气的说：分红？你们这是私分国有财产。秦其斌据理力争，我们不是国营的，集体的也是国家的，稽察大队认为，公积金、公益金是不能私分给个人的。没有办法，秦其斌只好写检讨认罚款。
实际上，小飞乐发行只是登了一下报，并没有公开发行，并且已静悄悄全找好了下家，做好了失败的预案。
但1个多月后，1985年1月14日发行延中实业有限公司股票时，可了不得了，上海人都醒了。
延中股票由工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部代理发行，当时胡瑞荃副经理在现场操作，他说：
“从江宁路排队转弯到南京路，人群长队绕了好几条街，结果20路车也开不动了，交警跑来找我：为什么不事先打招呼？我也不知道会有这么多人呀……延中股票发行额共500万，原来计划在柜台上发行350万。可到中午12点一看，不得了，已经超过350万。我马上打电话请示上海人行金管处，对方说要控制在450万以内。到下午3点钟一看，已经发到470万，不敢再发了，马上来个急刹车。”
解放前上海有200多家交易所，上海人的股票意识那是一点就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