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视眼日本兵示意我们跟着他们，我们一起向大门口走去，只见门口那边人影憧憧。
大门外边，我看见四十多个中国人跪在马路边上，有几个人在哭泣。茹莲和路海也在当中，路海倒是站着的，正在对一个日本兵连说带比画。两个班的日本兵站在周围，大多背着步枪，有一个日本兵还牵着一条吐着红舌头的德国狼狗。一个中士走过来问道：“谁是这里管事的？”他的翻译官把他的问题告诉我们。
“我是负责人。”明妮站了出来。
他们说话间，更多的教职员工被带到这里，被喝令跪在地上。三个日本兵走上前来，抓住老容、娄小姐和我，把我们拖到人群中，强迫我们跪下。他们为什么把我们集中到一起？我想不出来。他们要接管学校吗？他们要拿我们怎么样，要拿难民们怎么样？耀平、丽雅、帆帆在哪里？我一阵头昏眼花，几乎瘫倒，忙一把抓住娄小姐的胳膊稳住自己。
中士让明妮从人群中把雇员们一一认出来。她点了几个人的名字，告诉中士他们是干什么的。在她继续往下指认时，屡次显得迟疑；显然，她不可能记得所有这些人的名字，尤其是前几天刚雇来的临时工。有一个年轻的雇工，腰板笔直，相当魁梧。明妮走到他面前，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如果那人已经把自己名字报给了日本兵，她可不能随便给他再安个名字。她正在犹豫不决之间，他们就把他带到马路另一边去，命令他跪下。
“他叫本顺！”明妮对那斗鸡眼中士喊道。这是个聪明的办法——我们当中肯定没有人起那个名字。
路海说：“他是我们的运煤工。”
“闭嘴！”中士一拳打在路海的前胸。两个日本兵抓住路海的胳膊，把他拉走了，强迫他跪在“运煤工”旁边。
这时候，一辆吉普车开过来，停在路边。从车上跳下三个美国人，路易斯·斯迈思、乔治·费奇，和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副主席普莱默·米尔士。日本兵们立刻把他们围住，让他们排成一行，搜查他们身上有没有手枪，他们谁也没枪。搜查完毕，乔治用德语说：“我们是传教士。”那中士没有反应，乔治改用法语说：“我们都是美国人。”
“是的，我知道。”那中士哈哈大笑，斗鸡眼眨了眨。
他们俩人继续用生硬的法语对了一阵子话，可乔治的脸色却很不好看。与此同时，一对手电筒的光一直照在另外两个外国人的脸上，照得他们睁不开眼。乔治告诉他俩：“他们叫咱们几个立即离开。”
接着，十几个日本兵冲上来，把三个美国人推上吉普车。两个日本兵抓着明妮的胳膊，硬把她塞进驾驶员旁边的座位里，但她挣扎着下了车，扬手对那中士喊道，“该死的！这儿是我的家！我没别的地方可去。”
“我也一样！”霍莉喊道，紧抓着后挡板，坚决不肯上车，“我的房子被你们皇军给烧了，我变成难民了，还等着你们给我赔偿损失呢。”她怒目圆睁，脸气得通红。
乔治把她们的话大声翻译给中士听，于是中士命令他们三个外国男人立即离开。
在步枪的瞄准下，三个外国男人上了吉普车。路易斯朝我们挥挥手，向我们示意一切都会平安的。然后他们慢慢开走了。
中士两手圈在嘴上，冲着乔治的背影用法语喊道，“再见啦！”他手下的两个人也快活地叫喊起来。
吉普车刚一消失，就听见墙里边传来女人的哭声和被捂住嘴的尖叫声。透过大门，我看见一些日本兵，赶着一群人朝我们学校的侧门去了，那扇小铁门平时总是锁着，现在一定是撬开了。我看了一眼周围，只见街对面窗户里伸出机枪。不知何故，大门口的日本兵突然撤走了，只带走了路海和那个健壮的“运煤工”，接着，卡车在南墙外也开始发动引擎。我意识到，日本兵把这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扣在这里，而另一伙人就在校园里边抓人。我看见一挺机枪仍然支在那边，但全身一动也不敢动，心都快跳到嗓子眼儿了。
我们仍然跪在地上，有几个还在哭着，很长时间都没人动一动。我看了一眼明妮和霍莉，她们的头低垂着，两眼死盯在地上。
大刘跑过来，大喊：“明妮，明妮，他们从东院抓走了一些人。”
“抓走了些什么人？”她从地上站起来。
“我说不准。”
我一听，跳起来就跑，脑子里一片混乱。我跑啊跑啊，有人跟在我的后边，我的脚步不稳，好像踩在云上。我只求我的家人没事。
我家里一片狼藉，桌子和椅子都翻了个儿，满地都是器皿、书本、鞋子、餐具、洗过的衣裳。墙上所有的画都不见了，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天哪，安玲，我真为你难过。”明妮说。她的口气听上去是觉得我们全家都被抓走了。
尽管我不停地哭着，还是劝着自己，丽雅是个冷静的人，他们也许还在校园里的什么地方，不应该还没弄清楚就先乱了阵脚。家里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所以，我那一家还是有可能已经逃脱了的。可是，他们在哪里呢？
这时，我丈夫和还有搂着帆帆的丽雅，出现在门口。丽雅只叫出了一声“妈”，她的鹅蛋脸苍白得吓人，两眼在燃烧，刘海和眉毛都被汗水打湿了。
“他们差点儿抓住我们。”耀平告诉我，摇着头发斑白的脑袋。
“感谢上帝，你们都平安。”明妮说。
丽雅告诉我们，他们一听到校园里的骚乱，就赶快离开了东院，跑到没有完工的公寓房后边的一条水沟里，躲在一堆难民中间。我合上了眼睛，两手握在一起，说：“主啊，万分感谢你保佑我的全家平安回来了！”这时，大刘的太太来了，痛哭着说：“他们把我们女儿美燕抓走了！”这女人个子很小，一张圆圆的脸，手按在身体右侧，好像疼得厉害。她的丈夫跟在她身后，极度震惊，说不出话来，脸上全是眼泪和汗水。
那女孩十五岁，是幼儿园里的好帮手。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们两口子。要是我们没有被日本兵扣住，能留在校园里制止他们抓人就好了。现在我们能对大刘和他太太说什么呢？我看了明妮一眼，她似乎也在努力想说点儿什么，却找不到合适的话。但不管怎么样，她必须说点什么。
终于，她发话了：“明天一早我就去日本大使馆。他们必须立刻把我们的人还回来。”
谁也没答腔。
我和明妮一起离开我家，去察看校园里的其他地方，把小南门重新锁好。走到中心楼时，我们碰见了茹莲和另外两个女同事，她们告诉我们，被抓走的女孩共有十二个，楼里的所有难民都吓坏了。我看见燕英——那个化装成一个老男人，一个星期以前来的年轻女子——正拍着她的小妹妹燕萍的后背，低声对她说着什么。那孩子止不住地哭着，可能因为刚才发生的事情，让她想起了自己被毁的老家。我们的周围有骂声，也有哭声。我和明妮也忍不住眼泪了。更糟的是，大多数被抓走的女孩子，我们连她们叫什么都不知道。
半个小时以后我们来到练习馆。让人惊讶的是我们看见娄小姐正在跟路海说话。“感谢上帝你回来了，路海！”明妮惊呼道。“你是怎么逃回来的？”
“我对一个老翻译官说，我太太马上要生孩子了，我还给他看了我跛的这条腿。他们见我走路一瘸一拐的，所以那个翻译跟一个当官的说了之后，他们看了看我的膝盖，就让我走了。我这条命都是那个大好人老翻译官给的。”
“别的人怎么样了，那个‘运煤工’呢？”
“他们没放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