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天后参政(3)

《姓氏录》的修订,对门第观念的变革,对门阀社会的衰亡所起的积极作用,应给与一定的历史评价。再说武则天广树私恩,在官僚队伍中培植亲信。武则天为实现雄心勃勃的政治抱负,毕生坚持不懈地用各种手段扩大自己对官僚阶层的影响,不断培植和更新拥戴自己的官僚队伍,奠定了她一生成功的基础。唐高宗在世时,官员选拔升迁制度的种种发展变化,都明显有她插手的迹象。贞观初裁抑武德官员,并省编制,朝中文武总留640员,约为隋代和盛唐数字的1/4。

但“时选人渐众,林甫奏请四时听选,随到注拟,当时甚以为便。时天下初定,州府及诏使多有赤牒授官,至是停省,尽来赴集,将万余人”,贞观三年杜如晦也曾言及:“今每年选集,向数千人。”这说的都是全国官员的铨选数字了。可从这每年铨选擢升调迁的人数推知内外官员总数,应已接近后来一万多名定员的规模了。唐太宗一再强调:“量才授职,务省官员。”“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就是针对官僚队伍不断膨胀的情况而言的。但周隋以来,自打破九品中正制的门第限制,大批新成长起来的寒门出身的知识分子蜂拥进入官场,他们代表新兴普通地主的政治要求,是一股不可遏制的潮流。武则天登上政治舞台后,像一下子为他们打开了闸门一样。

显庆二年(657年),继承其父刘林甫主持吏部选事的刘祥道上疏告急:“今之选司取士,伤多且滥:每年入流数过一千四百,伤多也;杂色入流,不加铨简,是伤滥也。”他具体分析官员人数:“今内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略举大数,当一万四千人。壮室而仕,耳顺而退,取其中数,不过支三十年。此则一万四千人,三十年而略尽。若年别入流五百人,经三十年便得一万五千人,定须者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人,足充所须之数。况三十年之外,在官者犹多??计应须数外,其余两倍。”显庆三年(658年),中书令杜正伦亦言“入流人多,为政之弊”。但“时公卿已下惮于改作,事竟不行”。

事实恐怕不仅是公卿如何,武则天这时已开始干预朝政,她很自然地成了新进寒门官员的政治代表,有她作背景,大臣们是很难逆这股潮流行事的。以至于“乾封以前选人,每年不越数千;垂拱以后,每岁常至五万”。

到武则天临朝时选人数字已膨胀到惊人的程度。上元二年(675年)又始设“南选”,以便在江淮以南主要是岭南、黔中铨选拔用人才,也是例证之一。另外,“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的制科,在这时出现,也似非偶然。《唐会要》卷76《贡举中·制科举》以“显庆三年二月,志烈秋霜科,韩思彦及第”为第一条,所以有人认为“正式的制科考试始自高宗显庆三年,武则天创制的动机是为了表现皇后地位的正当性,之后则是为了武周政权的正当性。”新出现的泛阶制更能说明问题。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在泰山行封禅礼。武则天以这样祭天地告成功的大典排除妇女,“礼有未安”,主动提出自己“帅内外命妇奠献”,于是以皇后身份取得了继皇帝之后升禅地坛主持亚献的特别荣誉。这次封禅从驾文武仪仗提前两个月出发,数百里不绝,“东自高丽,西至波斯、乌长诸国,朝会者,各帅其属扈从,穹庐毳幕,牛羊驼马,填咽道路。”盛况空前。礼成,“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阶”。这也就是杜佑所说:“乾封以前未有泛阶。应入三品,皆以恩旧特拜,入五品者,多因选叙计阶,至朝散大夫以下,奏取进止??乾封以后始有泛阶入五品、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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