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成为他在仕途上的重要筹码。在冗员严重的基层官僚系统里，35岁当上定边县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的郭宝成是最年轻的。20世纪80年代末干部年轻化的政治潮流随即而至，这把郭宝成推到了组织部门物色人选的视野之内。机会来临时，郭宝成已经37岁了。这个毫无关系背景的干部用了5年时间才由副科熬成正科，升处之路原本看起来遥遥无期。
在定边县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的职位上待了一年零八个月以后，定边县正值一轮干部换届。地委的考查干部找到了郭宝成，告诉他已经被作为“重点对象”考查。郭宝成毫无心理准备。“那时候地委派人考查干部，谁上了，谁退了。我当时没有什么想法，一不是县委书记，二不是后备干部。后来知道了为什么考查我。乡长、书记所有正科级干部，让大家推荐，谁可以担当县级以上干部，我得票很高。再加上中央要求‘干部年轻化’，换届要选35岁以下的干部，这样，我当时35岁，刚好踩线，就被列入了考查名单。”郭宝成后来回忆说。
佳县将是郭宝成真正展开他基层政治生涯的第一站。1992年，没几个陕西城市的财政是阔绰的，佳县更是处在一种灾难性的贫穷中。副县长郭宝成分管文教、卫生、旅游，它们无一例外是需要公共财政扶持的支出部门。没钱，但要办事，是对干部的考验。如果选择无所作为，贫穷本身就是个最好的理由；但如果换个角度看，它也可以成为一种机会：贫穷既是发展的障碍，也是跟外界开展更多联系的理由。而后者恰恰是佳县所需要的。“虽然离我老家不远，但我之前没去过佳县。我到佳县上任，甚至是我第一次走山路。佳县的穷困让人难以想象，那时也不存在像现在那么大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地方财政很可怜，工资都发不出来。我记得到我离开佳县一两年后，我自己的工资才补发齐。”郭宝成说，“我管了几年教育，没钱办学校。当时两条路，发动老百姓集资，再就是向外面要钱。靠这个，佳县大大小小的学校办起来差不多八十多所。”
他的才华在一些事情上展现了出来。在不断寻找资金的努力中，郭宝成对资源的控制和运筹越来越娴熟。他比过去更深入地触摸到了政治需求和市场需求之间存在的巨大交集区。在未受过经济启蒙的地区，这样的经验在地方干部中显得难能可贵。
一次，美国数据集团的老总奈温斯到中国访问，尽管行程不长，郭宝成还是见缝插针通过熟人联系上对方。用郭自己的话说，“借机狠狠敲了一杠”，向对方要了30万教育捐助费。这对佳县教育部门实在是个大数目。而数据集团显然也乐意成全这事——捐助陕北贫困县“希望小学”——这个主题够他们搭个很大的台，借机推广品牌形象以配合在华业务的拓展。这个出了名的贫困县头回被“带到”了北京。在北京长城饭店，数十家媒体的一百多名记者参加了这个新闻发布会，奈温斯和郭宝成成了新闻事件的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