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2009年那些因神木医改而拥入神木县的采访者中的一员。而在所有人又一阵风似的离开这个县城的时候，我继续把兴趣停留在了这里。这个奇特的县城有足够多的符号来承载一个宏大中国的故事和母题。我一直深信，只要给予它充分的关注，一定会有极有价值、让人惊喜的发现。
在我将近十年的新闻从业经历中，不能够长期去注视一个选题始终是我的一个遗憾。在曾经的一篇日记中，我写道：“刚刚去世的美国《国家地理》传奇人物汤姆·阿伯克龙一生通过采访认识世界，因而也找到了信仰。他在这本杂志任职38年总共才写了43篇稿件，这差不多只是我一年要上交的任务量。连续的短线作战让人成了技术的傀儡，满足于交差让人原地踏步。我觉得应该在一些相对长线的稿件里寻找新的启发，寻找对新闻新的热情和专注，寻找新闻的原貌。”
当2010年我不再把记者当做一个职业，而把它当做一个业余爱好时，我想，机会来了。也是这个时候，磨铁图书的编辑泽阳女士找到我，“有没有兴趣把神木这个题材写成一本书？”她问我。那个下午，在北三环边上的一家星巴克里，我们交谈了一些初步的想法。我记得，她一连问了我几个问题：“神木医改会留给中国什么样的遗产？”“神木是不是一个启示？中国人头上的‘医疗’、‘教育’、‘养老’这三座大山到了要搬开的时候？”“这些年地方政府的高速发展都是顶着政纪搞政绩，能不能做一些不违反政纪的政绩？神木算得上是个好示范吗？”她说，一想到这个国家如果有五分之一的人口能享受到像神木县一样的福利，就感到激动不已。我无法用几句话去纠正她的主观想象，可也无法拒绝她的提议。重要的是，无论你理解或者误解神木，这些问题都应该被回答。
到神木采访无疑是个艰巨又有诱惑力的任务。我刚刚跨界到新媒体，一切尚且是从头开始，如何分配管理时间，如何穿梭于两种工作语境，这都是空前的考验。在2009年的那次采访后，我先后三次重返神木。我知道，这次数和我用在上面的时间还远远不够。但在现实条件下，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中途辛苦难与外人道，数次想放弃，但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