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同样激起南方黑人的愤怒。他们认为，最高法院既已发声，“权利平等”理当落到实处，黑人被奴役的不公局面必须被打破。
黑人觉醒后的第一波示威浪潮，发生在南部邦联的起源地：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1955年12月1日晚上，黑人女裁缝罗莎·帕克斯下班后搭公车回家，她非常疲惫，就近坐在车厢前部。司机令她给一个白人让座，并坐到车后去。帕克斯女士拒绝这么做，警察赶来逮捕了她，并指控她违反种族隔离法。
帕克斯女士被捕后，蒙哥马利市的黑人民众发起抵制公车运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大家宁愿步行数英里上下班，或者选乘教会专车，也不搭乘本市公车。领导这场运动的，正是金博士。当时他只有二十七岁，只是蒙哥马利市右街浸信教会的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牧师。而这场运动却让他名声大振，甚至成为全球知名人士。他呼吁黑人同胞们效仿印度“圣雄”甘地，用非暴力方式对抗压迫。“即使我们每天都有人被捕，”他告诉大家，“即使我们每天都被剥削被蹂躏，也别让任何人逼着你放低身段去仇恨他们。我们用‘爱’做武器。我们必须对仇视我们者抱以同情、包容之心。我们必须认识到，那些仇视我们者，并非天生如此，而是被教导仇恨我们。我们在黑夜屹立，我们必将迎来黎明。”11
金博士的话并未消解种族主义者的敌意。他因涉嫌非法煽动抵制公车而被定罪。抵制公车引起的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大法官们的判决结果表明，“布朗案”的裁判思路并不局限于教育领域，蒙哥马利市公车上的种族隔离措施被判定违宪。1956年12月21日，公车上的“黑白同乘”终于成为现实。
“布朗案”对北方民众也产生了很深的政治影响。人们首次关注到南方泛滥的种族主义。许多全国性的报纸、杂志和广播节目，开始大篇幅报道南方的种族冲突情况。1957年，国会通过1875年以来的第一部“民权法案”。尽管相关条文力度有限，但它推动创立了民权委员会，允许司法部对侵犯选举权的案件启动调查。立法推进至此，显示整个国家的政治气候正发生变化。
然而，南方黑人的命运并未很快得到改善。白人对平权措施的抵制愈演愈烈。许多社区成立了“白人公民委员会”，他们通过群体集会、政治呼吁和经济施压，希望政客与利益集团维持种族隔离现状。面对重重暴力与威胁，黑人希望各级法院尽早兑现他们的权利。“布朗案”判决六年后，在阿拉巴马、密西西比、佐治亚、路易斯安那和南加利福尼亚诸州，没有一位黑人被准许进入公立学校或大学就读。在南方腹地各州，意欲投票的黑人，很可能被殴打或刺杀。1960年代末，密西西比州适龄黑人选民中，只有4%被纳入选举名册，阿拉巴马州也只有14%。
阿拉巴马与密西西比两州对种族平权的抵制最为强烈。1956年，阿拉巴马州屈从于联邦压力，不得不在高等教育领域取消了种族隔离措施。黑人女性奥瑟琳·露西在联邦法院指令的护佑下，得以进入阿拉巴马州立学院就读。但是，由于其他学生骚动抗议，校方不得不将她逐出校园。{除了学生闹事，当地暴徒亦以露西入学为借口，在当地发动骚乱，如焚烧十字架，挥舞南部邦联旗帜，攻击黑人驾驶的汽车。1957年，阿肯色州州长奥瓦尔·福布斯为阻止黑人学生到小石城中心高中就读，动用州国民警卫队封锁街区、校园。为维护联邦法律的尊严，艾森豪威尔总统派出101空降师进驻小石城，解除了国民警卫队的武装，并护送九名黑人学生入校。但是，直到艾森豪威尔离职，旧南部邦联各州内，也只有不到2%的黑人学生在废除了种族隔离的学校就读。}露西再次向联邦法院求助，希望能重返校园。校方被她以诉讼维权的做法激怒，干脆以“道德败坏”为由开除了她。艾森豪威尔政府始终无所作为，这起案件亦无果而终。
即便是由联邦掌控的州际交通，也未能逃脱种族隔离措施的侵扰。1961年春天，部分民权运动人士搭乘公车，赶赴阿拉巴马州抗议种族隔离措施。这些被称作“自由乘客”的人刚刚来到伯明翰与安妮斯顿，就遭遇白人暴徒的袭击。肯尼迪政府担心赶往蒙哥马利市的另一组“自由乘客”再度受袭，调遣了五百名联邦法警沿路护卫。此举激怒了阿拉巴马州州长约翰·帕特森，认为联邦法警的出现，是“对州权的粗暴蹂躏和侵犯”。12“自由乘客”来到蒙哥马利市时，金博士恰好回乡省亲。白人暴徒包围教堂时，他正大谈“非暴力抵抗”之道。若非联邦法警及时出手，他与听众很可能已死于棍棒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