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录取后的实习
按照《留美公费生管理规程》，“公费生录取后，于必要时，须依照本大学之规定，留用半年至一年，作研究调查或实习工作，以求获得充分准备，并明了国家之需要，其工作成绩，经指导员审查认可后资送出国”。
钱端升教授是我的指导员。1935年秋他离开清华到南京中央大学政治系任主任，于是我也就在十月离开清华去到南京。
钱先生在南京中央大学附近鸡鸣寺下“兰园”有一栋小洋楼，他正在增订王世杰著的《比较宪法》。我到南京后，就在他的指导下阅读他与王世杰联名出版的增订本校样稿，这项工作自然增加了我不少新知识，同时和钱先生有了较多的接触机会。他待我很好，不像在清华期间那样沉郁、愤愤不舒的样子。
他把我介绍给行政院参事张锐——行政效率研究会负责人。张锐先生是清华学校毕业的留美学生，是钱先生的同学吧，可是一见面，就觉得他不像一个中国人，倒像个美国人。在我心目中他是个“花花公子”，每逢周末他就到美国大使馆去跳舞，一个单身汉，住在滨江饭店里，神里神气，不像个“读书人”。据钱老师说他在美国攻读“公共行政”，所以行政院除参事正职外，又兼任“行政效率研究会”的负责人。也许考虑我打算出国去研究“公务员制度”，才把我介绍给这样一位前辈。我从他的口气察觉去美国读书，像他那样，一定学不到什么东西。就和钱先生商量改去英国，钱先生同意了。按照清华规定，只要得到指导员同意，评议会核定，可以转赴英国研究。
我本该实习半年就够了，只因讯息缺乏，没弄清楚规定，延到第二年（1936年）才出国，真是浪费了不少时间。
我在行政院“行政效率研究会”的日子里，主要是与该会干事谢定式君合搞一份问卷。根据张锐的指导思想，调查行政院所属各部会工作人员的人事（年龄、性别、籍贯、资历、等级及所任职务和上下左右的人际关系等）。收集的答卷很多，我无心放在这种官僚文章的数字和数据分析上。这份调查工作后来全由谢君处理，我只是在中大图书馆里读书。
这时候，国民政府提倡“好人政府”，翁文灏先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职务，蒋廷黻先生任政务处长。蒋先生曾是清华历史系主任，教过我们“欧洲19世纪史”和“近代中国外交史”，他不但认得我，而且称赞我思维清晰，据说蒋先生曾和清华几位教师私下议论一些学生的培养前途，认为历史系的某人虽有中国方面的学问，却未掌握西方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有点美中不足。要培养的恰恰是政治学系那些埋头苦学而不好议论是非或参加什么公众活动的学生，风闻我也在其赏识之列。为了在深造上听听前辈的意见，我曾去拜访蒋处长于行政院大楼。
那日正是南京最热的一天，蒋处长的办公室很大，写字台下面放着几块冰块，另外还在窗口下放着一位女秘书的写字台。他那发了胖的身子冷冷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叫我坐下来谈。当我就想去英国而不去美国的打算向他请教时，他劈头就把我怔住了，他说，清华学生的头脑真有问题，“不是美国就是英国”。他放大声音评论我的看法“不对头”，看来他自信自己的意见十分高明。可说出来，真把我吓了一跳。
“你们这样的青年若要把中国管理好，应该去印度而不是什么英国或美国。”
我静坐着，觉得这话很不顺耳！
“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去学英国的先进知识，一点用处没有。不如到印度去学点英国人统治印度的方法！”这是蒋先生的见解，真使我无法理解他的深意，这岂不是说“英国统治殖民地的经验”对中国更合适，更接近现实。由此可以看出他之所以对中国实行的蒋介石独裁所抱的根本见解了，由此也可以看出他所以要弃学从政的思想基础了。
我不会就这个问题去请教写过“民主乎？独裁乎？”那篇文章的指导老师的。总之，我的实习工作是毫无成绩的，也没有达到学校规定“以求得明了国家之需要”的目的。在未获得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就匆匆回家去和家人告别，做“英国之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