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清华的学风
清华的风气向来是纯净好学的，这也许可以说是校园远处郊外，少受城里牵动所致。其实正如梅贻琦校长1934年在欢迎新同学时指出的那样：“大原因还是在于本校师生一向注重学问，顾全大局，所以虽亦经过几次风波，大家的学业未曾中断。这是国内今日很难得的现象。”接着他又讲到人民社会的问题，确实反映了当时清华的特色。
“吾们在今日讲学问，如果完全离开人民社会的问题，实觉太空泛了。在现在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紧迫的情形之下，特别是热血青年们，怎能不关心？怎能不着急？但是只有热心是不能于国家有真正补助的。诸君到学校里来正是为从学问里研究拯救国家的办法，同时使个人受一种专门的训练，那么在这个时期内，诸君要拿出恳求的精神，切实去研究。思想要独立，态度要谦虚，不要盲众，不要躁进。吾们以前吃亏的地方，多半是由于对事实没认清楚，拿半熟主义去做实验，仿佛吃半熟的果子，不但于身体无益处，反倒肚子疼。古人有一句话说：‘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蓄，终身不得。’这个意思，吾们可以引用。就是吾们要解决的中国的大问题，并不是一两月或一两年的事，虽然是急难当前，吾们青年人还是要安心耐性，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探讨。如果四年之后，诸君每人能得到一种学识或技能，在社会上成一有用人才，可帮助国家解决一部分的困难，诸君才算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社会，这亦就是吾们向诸君所希望的。”
1934年，潘光旦先生写给清华大学生的一封公开信，对我们当年的学生影响极大。他自己说：“此公开信作于十四年前，到十四年后的今日（1934年），我在这方面的看法根本上没有改变。我自己参加民主同盟也没有教我修改这一看法。”就我而言，到六十年后的今天（1994年）也还是受他这种思想的影响，基本上没有改变。故有录之的必要。
“……应该注意的是你对于目前政治局面的态度与操持。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也许是一个政治的动物；但无论如何，我认为在学生时代，无论你所专攻的是不是政治学，你总应该培养一种所谓超然的兴趣。英文里有两个似乎相反实则相成的字：一个是Interest，平常译作‘兴趣’；又一个是Disinterestedness，或Detached Interest，却都不太容易翻译了，我在这里姑且把他们翻作‘超然的兴趣’。所谓超然，指的是没有作用，不涉及私人的利害关系。没有作用的兴趣才是真的兴趣，其浓厚与不可移的程度要远在有作用的兴趣之上。”
这段话完全适用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每一个老师和学生，甚至我认为也应该适用于今日的大学生。理由如下，正是潘光旦老师说的那样：
“在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环境里面，这类的话是不必说的，因为它们是当然的事。但可惜我们所处的并不是这种理想的环境。这是一个讲究主义的世界，就是你想超然，别人往往也不容许你超然。遗著主义好比一个营盘，它自有许多招兵买马的方法，要是你的超然的兴趣不很浓厚，你早晚会加入它们的队伍。在它们，固然有十分十二分的好意，以为多一个份子加入便多一份力量，革命的成功或理想的国家便可以早一天来到。但在这种热心于改革的心情之下，它们往往不能兼顾到你的学业的程度，你的智力充分成熟了没有，你的学问够不够教你自己抉择，他们是无暇计及的。所以除了你自己替自己打算盘以外，还有谁可以替你出主意呢？要想取得这种自己出主意的能力，平日就得靠‘超然的兴趣’的培植了。我说这番话，不但为大学生着想，我以为叫一个思想不成熟、学业不充实的人入党，不但无益于这个人，并且妨害了一个党组织的健全……”
“处今之世，从政不能无政党。在亟求国家安定与民族复兴的今日的中国，政党的活动尤其是不能没有——这些我都充分地承认。我目下对你要求的，就是，你的，你个人的实际政治活动应当暂缓至大学毕业以后；在没有毕业以前，你对于政治的兴趣应当和对于其他学问和事务一样，完全取超然的方式，丝毫不受私人利害关系的支配。你真能把超然的兴趣培植起来，你对于国家政治的认识力，一定会增加。这不但对于你自己有益，也就是未来政治清明的一些征兆。因为有效率的动作是建筑在清楚的认识之上的。”
几十年来，不论是在国民党统治的时候，还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时候，不论在政治机关的短期内还是在学校校园的长期，我对实际政治，所取的完全是超然的方式。我几十年服务于新旧社会的教学科研，就是对实际政治活动取超然的兴趣，丝毫不受私人利害关系的支配，这种“超然的兴趣”对我来说是很浓很浓的，这正表现我在政治学—宪法学—行政学的“兴趣”方面，而对不讲人情的“政治”和不诚实的“政治”丝毫不感兴趣而又非常关注。但绝不爱它，似乎是离开得愈远愈好。
但有许多人与我们政治学者或研究政治学的人不同。就政治兴趣而论，我见到过两种人，这两种人也正是潘光旦先生所规劝的对象。这两种人都是偏向极端的——潘光旦写道——“一种人是太过热心，很早就从事于实际活动的人，这种人在‘五四运动’以后，一天比一天增多。第二种人恰好和他们相反，他们对于政治完全不发生兴趣，有的也许忙着某种专门的科目，无暇及此；有的也许根本觉得大学生活无非是一种不能不奉行的故事，对于任何问题可以不必太操心，国家的问题是有许多达官贵人过问，更不干他的事。”
潘先生最后写道：“这两种态度都是不恰当的。太热心，固然妨碍了学业；太冷淡，以至于漠然无动于衷，也绝不是充满着情感与理想的青年的健全的表示。唯有超然的兴趣才能酌乎其中，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是有利而无弊的。”我的全盘经验，特别是在清华政治学系对政治的兴趣所采取的态度与操作完全印证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