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情报机关的分析人员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政治斗争的进程、经济效益、军事理论和导弹分布等问题上。同时他们对意识形态不太感兴趣。但里根总统对意识形态特别感兴趣，因为他相信，冷战时期紧张局势的首要原因正是意识形态。当然，军备竞赛和地缘政治竞争当时是重要问题，而且必须加以解决，但意识形态不改变将很难永远结束冷战。里根经常说：“各国不相互惧怕是因为它们拥有武装，而它们拥有武装是因为它们相互惧怕。”首先他想减少冷战所产生的巨大不信任。
作为驻苏联大使我知道，意识形态是重要的，即使它已不再像布尔什维克革命年代和斯大林在世时的集体化时期那样是强大的推动力。难怪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在1970年代、在缓和时期声称，缓和指的是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但不是指意识形态。例如，苏联的对外政策继续坚持“国际舞台上的阶级斗争”的原则，这意味着不允许与“资产阶级的”或“帝国主义的”国家妥协——只能在苏联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履行它在传播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方面的国际主义义务之前谈暂时的停战。
由于这个原因，1988年苏联领导层内展开的关于“全人类利益”的争论引起了美国大使馆的注意。这些争论大多数是秘密进行的，但有时也会成为公开性的产物。例如，当《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尼娜·安德烈耶娃为斯大林主义辩护的文章时，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叶戈尔·利加乔夫却就这个问题发表了相互矛盾的声明。在与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会见（这次会见谈的是其他问题）时我提到了这次论战。他要我相信，苏联再也不会认为国际舞台上的阶级斗争是其对外政策的基础。实质上戈尔巴乔夫1988年12月7日在联合国讲话时也作了这样的表示，他说不能限制各国人民选择的自由。
在联合国发表讲话之后，戈尔巴乔夫在纽约湾的总督岛会晤了里根和刚刚当选下届总统的乔治·布什。给我的感觉是，这次会晤在意识形态方面结束了冷战。里根对戈尔巴乔夫说，他希望他的继任者继续他开始的寻求与苏联达成协议的政策，他还在日记中写道：“会晤取得了巨大成功……从戈尔巴乔夫的话中可以得出结论，他把我们看做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伙伴。”
尽管美苏相互关系的气氛发生了变化，但使两个超级大国疏远的问题仍然不少。欧洲依然分裂为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处于分裂状态的还有德国，驻守在德国西部的是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的美国军队，而驻守在德国东部的则是加入了华沙条约的苏联军队。关于削减欧洲战略核武器和常规武装力量的谈判还在进行，但其结束的前景尚不明朗。尽管苏联军队撤出了阿富汗，但非洲和中美洲的“间接冲突”持续不断。然而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关于苏联计划把本国武装力量的数量削减50万的声明给西方各国政府及欧洲和美国的舆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9年1月，布什总统就任之后表示，他将在分析原有政策之后制定他的对苏政策。他打算基本上继续推行里根的政策（他作为副总统曾是这一政策的支持者），但同时他认为有必要让共和党右翼相信，他不会表现“软弱”，他推行的是自己的政策，而不是简单地继续他的前任所制定的政策。他的主要顾问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印象没有当时里根总统和舒尔茨国务卿深。这是一些“现实主义者”，他们对未解决的冷战问题的关注超过了对1987年和1988年方针发生的变化的关注。
在乔治·布什就任总统之前不久，美国情报共同体对苏联经济改革的前景作出了评估。题为《戈尔巴乔夫的经济纲领：面临的困难》的报告指出，改革的经济成果最多可以说是不大。报告作者们预言，前面的道路将是困难的。尽管政策本身也许是有前途的，但在“社会动荡和官僚持怀疑态度”的情况下，要取得“消费商品和服务的生产的增长”将是特别困难的。尽管情况令人悲观，但报告作者们承认，“戈尔巴乔夫多次采取根本措施扭转了失败，因此我们不能排除在国有经济成分中迅速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尝试”［8］。
当布什总统表示将对美国对苏政策进行分析时，我从美国驻莫斯科使馆给他拍了三份长篇电报，对苏联的国内事态、苏联对外政策和涉及美国政策的建议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分析［9］。美国新政府的一些官员试图让布什总统相信，戈尔巴乔夫希望搞好苏联经济只是为了更有效地对付美国，戈尔巴乔夫若不改变方针，他本人很快就会被剥夺权力，也就是说，1964年被推翻的尼基塔·赫鲁晓夫身上发生的事情很快就会重演。我的三份电报的目的是批驳这两种说法。我预言，戈尔巴乔夫极有可能在布什政府的整个任期内甚至在更长时间内呆在自己的岗位上，他所进行的改革将使苏联发生深刻的变化。然而我不能完全相信改革能大大改善苏联经济。我还预言，由于民族冲突的征兆不断在苏联出现，将会产生一些问题。关于美国的政策，我提出了如下建议：“在我们面前出现了历史性机遇，使我们可以检验苏联在多大程度上希望与其余世界建立新的相互关系并加强苏联的那些可以走向‘更实用的’经济和更多元的社会的趋势。”我写道，美国对苏联的政策应当支持改革，因为苏联政治制度和社会的民主化符合美国的利益。
并非所有美国官方人士都赞同驻莫斯科使馆的看法。1989年4月发布的题为《协商一致的情报评估》的文件关于华盛顿分析人员之间的分歧是这样说的：
一些分析人员认为目前苏联政策中的变化是策略性的，是由于必须在竞争中稍加喘息。他们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绝对指令及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态度依然存在。他们指出以往改革尝试的失败和以往“缓和时期”的暂时性。他们认为，一旦经济实现了预期的积极进展，莫斯科就将回到传统的好战行为方式，这是一个巨大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