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三个分水岭
维克多·库瓦尔金
20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整整一生，20年可以把一代人与另一代人区分开，但是20年对于历史发展来说只是一瞬间。对于全面分析像戈尔巴乔夫改革这种规模的现象来说，20年的时间距离根本不算长，许多事件参与者还健在，政治和人的激情尚未消失，远非所有秘密都已揭开。
对于像笔者这样衷心拥护当时戈尔巴乔夫改革、并作为急剧减少的戈尔巴乔夫克里姆林宫班子成员迎来可怕的1991年12月的人来说，20年的时间距离就更短了。甚至在今天，在过去了这么多年之后，我仍然难以用一个分析家应有的平静和超脱心态来思考和评判这个问题。
在过去的数年中，论述苏联存在的最后时期的文章和书籍为数不少，但总结性的、有分量的著作并不多，在这一类文献中最多的是亲历者的回忆录，这些人自然要把自己说成是最好的。一篇文章无论如何也填补不了这个空白。我的任务简单得多：把俄罗斯历史上那个多事之秋的某些争论问题表述出来，对所涉及的问题谈一谈个人的见解。
我先从一个似乎是表面的问题谈起：历史当时给了戈尔巴乔夫改革多少时间。答案看起来是显而易见的：将近7年。但真是这样吗？有充分理由可以说，被称之为“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比米·谢·戈尔巴乔夫执政时间短得多。
按照权威的评价，真正的改革可以从苏共中央1987年一月全会的筹备和召开算起，前一年半应看做是改革的开始，是“前改革”时期，其内容将在下面谈到。
同样，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悲剧性结局，不是在1990年12月，甚至不是在1991年8月出现的，实际上，迅速成熟的俄罗斯议会选举鲍·尼·叶利钦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并通过主权宣言（1990年6月上半月）才是一道分界线，这之后已很难谈得上继续改革进程了，此后苏联出现了“两个中心”并存的局面，后来变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在俄罗斯像在所有国家一样，两个政权并存意味着残酷的夺权斗争，直至其中一方取得完全胜利为止。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比较正常地继续进行改革。
实际上，严格意义上的改革进行了大约三年半［1］，这一时间不足以使任何国家的生活发生根本的转折。对苏联来说，三年半的时间——要使这样一个复杂而脆弱的机体发生深刻变形，实在是太少了。在这样短的时间内错误和失误的代价翻了好几番。
对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到底赋予这一概念什么意义。当时苏联改革的倡导者试图通过改革来复兴社会主义，赋予社会主义以民主和人道的性质。我们认为，这里指的是苏联（俄罗斯）寻找摆脱自称为“现实社会主义”的威权主义体制的途径，这种走出“国家社会主义”迷宫和死胡同的行动有许多意思——从恢复市场经济到确立思想多元论，——但其中心意思是从苏共集权和警察专政转向建立在权利至上基础上的现代代议制架构。
对于理解苏联改革进程的性质、过程和结果来说，确定行动的出发点具有重大意义。1985年初，当东方超级大国出现了一位新领袖时，苏联是个什么国家呢？
严格地说，直到今天我们对这个问题也无法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尤·安德罗波夫就公开指出，我们对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并不很了解，无论是动荡的改革年代，还是后来后苏联国家丰富的历史，都未能使我们对苏联制度的本质有进一步的认识。
如果只是对晚期苏联的政治制度作出评价，那么主要争论集中在对这一制度的认定上：是威权主义制度还是极权主义制度。通过认真研究发现，这两种观点都不是特别有说服力，未必可以简单地在勃列日涅夫的苏联和斯大林的苏联（更不用说纳粹德国了）之间划等号，制度似乎是一样的，但做法却不相同。同时也难以把晚期苏联制度称作极权主义制度。极权主义毕竟需要有1985年时的苏联显然还没有的一定程度的自由，首先是经济和个人生活领域的自由。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可以像某些作者那样，把苏联制度定义为国家主义，这一制度在其存在的70年中发生了复杂的演进，其内部潜力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初还未完全耗尽。
根据这种观点，当时苏联改革——不管改革的倡导者的主观愿望和意图如何——意味着改变社会政治制度，与国家主义告别，向自由民主迈进。从大众心理、意识、行为的角度来看，这一改革意味着三个重大转变：（1）从商品和服务分配的国家硬性调节（保证使每个人维持最低生活标准）转向商品货币关系（将使相当单一的苏联社会迅速出现社会分化）；（2）从纯粹为作秀而形式主义地参加政治生活转向自觉选择和对政权施加影响的现实可能性；（3）从上面强加的思想一致转向个人价值和意识形态的自决。对于“苏维埃人”来说，这一改革意味着从一种社会世界突然转到了另一种社会世界，而这个世界他们原先大概只是从杂志和电影中有所了解，而且常常是被歪曲的。
回首过去可以说，了解当时苏联改革命运的钥匙是经济、政治和思想改造的关系以及这些改造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常常爆发的争论——改革可以而且应当在何种程度上步中国改革之后尘，是在以简单和歪曲的方式提出这个“关键问题”。
这种提法显然是不恰当的，因为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改革者面对的是截然不同的现实情况。然而这种提法仍然反映了问题的实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悲剧性结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能够、不善于或不愿意把过重的“最高任务”分解为各个专门部分，把这些部分排一下队，避免“仓促行事”，不企望一下子把所有问题都解决。
回顾往事，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的行动次序实际上是：意识形态革命——政治改革——经济改造。这里有其合理性，因为业已形成的国家主义的行政指令体制是一个靠教育打造在一起的整体，它打消了对其局部改革的想法；但同时在所有战线发动进攻所造成的过重负担，带来了难以承受的风险。此外再加上在多民族、多宗教和多文明地区爆发的民族矛盾，迅速形成的保守和激进的反对派不惜一切手段夺取政权的行动，“欧洲社会主义体系”这一保护层的迅速瓦解，目的在于“消灭苏维埃帝国”的外部强大势力，使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没有多少可能坚持下去并将已开始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
即使在相对单一的苏联社会，也只有通过各种思想政治方案的激烈交锋才能摆脱国家主义的制度，积极参加这一交锋的有各种势力，包括外部势力。当然，他们胜出的几率取决于他们拥有的相应资源和潜力，这里起主要作用的是后期苏联精英的各个部分：党政干部、经济工作领导人、著名知识分子代表、“新浪潮”社会和政治活动家、影子经济人士，甚至还有刑事犯罪团伙头目。每一部分苏联“上层人士”都力图将停滞社会蓬勃开展的改革纳入对自己有利的轨道，所有人都匆忙表明对未来的态度，许多人拿出了自己的社会方案，他们有一个最小公分母：指的是把苏联地位变为后社会主义人类共同体中的权力和财产。
如果说戈尔巴乔夫改革作为走向新制度的具有一定理性的运动是在1985年3—4月之后很久才开始的，那么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前一年半做了些什么呢？在这个“前改革”时期（1985年春—1986年秋）戈尔巴乔夫进行了把新生活引入衰老的苏维埃制度的无望尝试。
严格地说，苏联的“前改革”不是开始于戈尔巴乔夫，而是从他的前任和保护人尤·安德罗波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1982年11月）后开始的，安德罗波夫把戈尔巴乔夫看做其继承人，正是从那时起“……在执政精英中出现了使现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彻底现代化的意向，然而力量在‘上层’的分布，意识形态上对特定价值体系的依恋，使得可能发生变化的余地相当有限”。［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