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充分考虑到深入改造经济必须采取保持金融体系稳定的特殊手段，以把货币量严格分为现金货币量和非现金货币量为基础的原有稳定模式已被打破，而新的模式尚未建立，大量纸“币”通过已经出现的漏洞（可以顺利地将非现金货币转为现金货币）喷涌出来，所有待售商品几乎一扫而空。为此而采取的遏制通货膨胀的行政措施引起了生活必需品的严重短缺，生活必需品开始脱销。负责解决这一问题的管理机构表现出缺乏专业素养，如当时所谓的帕夫洛夫货币改革（以当时的部长会议主席瓦·帕夫洛夫的名字命名）可以证明这一点，当时他所采取的强制兑换100卢布面值纸币的做法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反而引起了社会的强烈愤慨。
市场失衡对千百万人的生存条件造成打击，从而引发了普遍的社会不满浪潮，这种不满也影响到人们对改革的态度，最初的热情开始被失望所取代。
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上存在的各种矛盾、首先是民族间矛盾的尖锐性，而这些矛盾对后来事态的影响却越来越明显。上面所谈的积压已久的民族问题浮现出来，同时，已形成的联邦关系结构致使这一过程即刻演变为追求“真正的主权”，即争取完全脱离苏联，而在下一个阶段则是完全脱离俄罗斯的民族分离运动。
民族分离取向越来越明显地带有反俄罗斯的倾向，这种取向在达到极端程度以后，开始转变为希望加入其他跨国机构（有些是西欧组织，还有些是突厥组织，或者更广泛些，是伊斯兰组织），有时则转变为谋求对本地区少数民族及相邻地区的地区霸权。为这一过程起了推波助澜作用的是，一些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最高层官僚纷纷转向民族主义立场，他们企图以这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小集团利益。在早些的“停滞”时期，他们形式上的族际主义其实只是掩盖民族利己方针的幌子；因此，随着苏联社会制度危机而出现的原有意识形态模式的瓦解，并没有像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在这些人中造成绝对真空，而是使早已形成的民族主义意识的联盟浮现出来。结果，从前的“族际主义者领袖”没有经过任何内心冲突便一下子变成了极端的民族主义者。
上面所说的都是领导层失误的结果，但也有一些同样严重的错误应归咎于知识分子、首先是其创作上层这一社会群体，因为他们最先成为并且在一定时期内一直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思想的主要表达者。现在，这一群体的许多代表已忘记（或者假装忘记），他们当初曾怀着怎样的热情和希望迎接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改革并怎样积极地支持改革。当时这些知识分子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他们之所以支持改革，是因为几乎得到了改革前所追求的一切：脑力劳动不再受贬低，民主架构和民主程序得以建立，可以积极投身社会政治生活，自由创作，可以不受限制地出国旅行并同国外保持业务和私人接触。
前所未有的升迁机会展现在最自命不凡和政治上最活跃的知识分子面前，能力平庸的律师仅凭借“巧舌如簧”职业技能就可成为最上层的公众政治活动家，刚刚起步的政论家和普通的电视主持人被社会尊奉为真理的传播者和某种意识形态“宗师”，科研院所的工作人员，既不熟悉社会实际问题也没有任何管理经验，却一跃当上了副部长、部长甚至副总理，这些人都力图标榜自己为“改革的施工员”，抢着要直接参与制定受大众欢迎的决策。
然而时过境迁。随着改革的深入以及与此相关的矛盾的增加，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对改革表现出冷淡态度，而后又表现出敌视态度，国家领导层的举动成了他们攻击的靶子，实行改革的领导班子则受到他们一次比一次更猛烈的抨击。为了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不再受群众欢迎，他们广泛利用了改革所带来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从表面上看，不满的主要原因是批评者所说的改革速度的缓慢，领导层在解决涉及人们切身利益问题时优柔寡断，在评估可能的解决办法的限度时瞻前顾后，并因此易于向坚持旧秩序的势力妥协。所以，这些人提出的要求的主旨是更迅速、更猛烈、更彻底，然而他们却完全忽视了一点，即这些改变是在各种人物、观点和立场的不断斗争（党和国家领导层内部的斗争、党内群众之间的斗争、整个社会内的斗争）中进行的。
不可否认的是，上面提到的批评性要求中也包含合理的因素，某种意义上甚至是有益的，有助于改革的领导层克服管理机关中一部分保守者的抵制。此外，支持这些要求的许多人也是出于最真诚的动机。然而从整体上看，赖以发起对改革的攻击的这一立场具有破坏性，问题不仅仅在于这些进攻的组织者忽视实际情况和必须加以考虑的客观局限性；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表明，他们的立足点绝不是力求加快已开始的改造进程，使之更加有效并避免犯错误和走弯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们极力以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模式——模仿早已被经济发达国家所摒弃和消除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模式来对抗改革政策。
就在此时或晚些时候，另一种批评论点开始流行，这种论点与更迅速、更猛烈、更彻底的呼声截然相反，表示越来越担心打破原有的管理机构会给国家造成破坏和混乱。它否定在经济改造尚未取得实际的积极成果以前，就毫无根据地仓促进行政治改革的做法，指出这种仓促行事的做法是为政治投机者利用过渡时期的困难鼓动群众反对改革而大开方便之门。此外，还广泛引用了中国进行改造的经验。
在这种立场的背后并未隐藏以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社会关系取代改革的意图。但它却有意无意地代表了由于种种原因而赞成阻止改革的人的情绪。
单纯从理论上看，可以对上述这些看法表示赞同。但不能不看到，当时苏联改革局势所决定的种种情况与这些看法正相反。
首先，改革头几年的实践令人信服地表明，苏联现有官僚行政机器一贯抵制使经济制度现代化的任何尝试，而只有改造政治架构才能更新这台机器。
其次，在对种种改变的抵制日益强烈的情况下，保留原有的官僚行政机器使发生政变的威胁变得越来越现实，而政变会把苏联国家推向新的不自由。
其三，行动起来的群众首先要求的是能使国家摆脱上面提到的“枷锁”的政治改变，延缓这些改变意味着与社会上形成的情绪发生冲突，更何况这种情绪受到一些活跃的知识分子千方百计的煽动。一些最初支持改革的知识分子成了改革的坚决批判者，这一演变的深刻原因尚未充分揭示出来。但其中一些原因显而易见。这些原因是：
过去几十年的负面经验引发的急躁心情和激进情绪，个人的全部积怨，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把与过去有关的一切“砸得粉碎”、而不顾这种举动后果的愿望；
小集团情绪的影响，这种情绪并非像从前的知识分子以共同幸福为取向，而是完全以本阶层的需求为取向，并且在知识分子向社会大众群体转变的过程中十分普遍；
长期封闭造成的对国外生活方式的现实、对那里的社会制度特点及其特有矛盾的粗浅的、主要是从书本上得来的认识。
如大家所知，当时苏联许多知识分子代表对改革所持立场，几年之后给广大知识分子带来了一场灾难，其严重后果至今仍可感到。
苏联国家行政机构和党的经济机构对待改革的态度也发生了特殊变化。由于这些机构就职人员发生的分化，形成了三个相互对立的群体，其中第一个群体（由少数人组成）是一些仍然信奉改革的最初价值观并愿意自始至终支持改革的人；第二个群体（人数要多一些）继续坚持原教旨主义立场，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并极力要恢复原来习惯的秩序；第三个群体（人数也很多）没有把所发生的事情看成社会朝健康化和民主化的发展，而是看成一种能为自己迅速升迁、巩固自己已得到的地位、将自己已掌控的各种权力变为财产并进而永远占有它们提供更多机会的情势，所以，第三个群体所关心的改革不是实际进行的改革，而是转到资本主义轨道上的另一种改革。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群体与一部分知识分子结成伙伴关系，目的是共同反对与戈尔巴乔夫名字密不可分的改革，这种伙伴关系的一个象征是，杰出学者、民主主义者、高级知识分子安·德·萨哈罗夫院士和粗鲁专横、极其卑劣、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党的机关工作人员鲍·尼·叶利钦这两个无法比较、无法相提并论的人物，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跨地区议员团的两主席，而这个议员团则是与改革的领导层对立的反对派力量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