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10 王选：发明激光照排系统的“当代毕”
【人物索引】
王选（1937—2006），籍贯江苏无锡，生长于上海，九三学社成员，九三学社副主席，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计算数学专业，1958～1959年任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师。1959～1978年任北京大学无线电系教师。1978～1995年任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副教授、教授。曾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创始人，他所领导的科研集体研制出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为新闻、出版全过程的计算机化奠定了基础，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
选择北大冷门专业
王选出生在上海衡山路964弄15号的一幢二层小楼里，当时，王家已经有了四个孩子，母亲周邈清对父亲王守其说：“这个孩子我不想要了。”可是在父亲的坚持下，王选还是降生了。王选的家庭是典型的严父慈母型，父亲毕业于南洋公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当了一辈子的会计，父亲的言传身教，被幼年王选看在眼里，不自觉地受到影响。
1954年，王选考取了北京大学数学系。中国从那年开始全面学习前苏联的教育体制，该级生源之好在数学系历史上空前绝后，后来共出了6名院士。现北京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张恭庆院士与王选在中学和大学都是同学。在他的印象中，王选的成绩非常优秀：“他在各方面都对自己要求很高，从小就乐于帮助学习有困难的同学。他选择专业方向，也是从国家需要考虑的，而不是个人，这给我的印象很深。”大二下学期分专业，那时数学被看成是科学王冠上的明珠。学习好的同学基本上都选择了数学，王选却出人意料地挑中了当时大家都不甚了解的冷门专业—计算机。若干年后，王选称，这是因为他觉得计算机大有前途。对此，张恭庆的评价是：“我相信他有这样的眼光。”
年轻的老病号
1958年，为了响应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北大决定研制一台可以每秒进行1万次定点运算的中型计算机—“红旗机”。按照研究者的计划，如果研制成功，“红旗机”的运算速度可以超越世界先进国家，位居前列。当时，王选任教于北大无线电系，自然成了逻辑设计的主力人员。王选经常连夜加班，曾经40个小时没合眼。可偏偏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为了省口粮，他每天晚上就着黄酱喝碗稀粥，即便全身浮肿也没有停下手里的工作。尽管如此，“红旗机”的设计还是“流产”了，疲劳过度的王选不明原因地低烧着，经检查，他的肺部有阴影，吃了各种药也不见好转，只得回上海家中休养。“同志们，永别了。”在火车站，王选的一句玩笑话让同事们潸然泪下。其实，王选的先天体质并不是很好，当年母亲怀他时，还曾经想去做流产。张恭庆院士回忆说：“王选看上去始终很瘦弱，脸色不好，中学时就那样，他有先天性哮喘。”
1968年年底，王选由于“偷听敌台广播”（学英语）被勒令返回北大上学习班。在此期间，他再次开始莫名其妙地出现低烧，只要一动就大口喘气，虚弱到连出门的力气都没有。此后的6年中，王选成了“劳保”户。他的邻居，法律系的金瑞林老师，就经常看见坐在北大佟府院子破木椅上晒太阳的王选捂着胸口剧烈地咳嗽。看着高高的枝头上挂着的几个孤零零的柿子，靠在椅子里的王选苦涩地想起同事们的安慰之语：你以后可以翻译些资料什么的。大家都觉得，他以后再也做不了研究工作了，但他真不甘心，满腹的知识和想法就晒太阳了吗？
发明激光照排技术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排版技术一度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严重失衡的产业格局使中国人一直抬不起头来。1970年前后，美国报纸已全部采用电子排版，而中国仍然在拣铅字：拣字员端着拣字盘，在几平方米的拣字房里走来走去，平均一天要走几十里；拼版后还要把这些版捆在一起打样张，足足有几十斤重。大家都知道，铅对人的神经系统伤害极大，而且刷子和去污粉很难刷干净钻进指甲缝里的油墨。铅字印刷的痛苦深深地印在每个排版工人的心中，他们迫切希望有一种技术能替代这种原始的劳作。《澳门日报》的排版工人抱怨道：“不是我们不愿用铅字，而是我们在澳门已经雇不到愿意去拣铅字的工人。”这时，卧病多年的王选猛然意识到，如果这一切都能用计算机操作，结果将大不一样！
1974年8月，国家为了解决汉字的计算机输入/输出问题，设立了一个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简称“748工程”。这个工程包括三个子项目：汉字通信系统、汉字信息检索、汉字照排系统。其中，汉字照排是利用计算机和相关的光学、机械技术，进行汉字的输入、编辑、输出、印刷等操作。良好的数学背景让王选很自然地想起信息压缩的办法，即以一种特征来描述巨大的信息量，具体办法是用线段（笔画）来描述字形。这种矢量算法是一种根本性的进步，不仅解决了信息量的问题，而且在字形放大时不会出现毛边。
然而，当王选满怀希望地把自己的方案提交到“748工程”报告论证会上时，却被大多数人斥为“玩数学游戏”。在北大，尤其是理科，一直是以基础研究为重点，应用研究很少。王选想搞印刷，显然与向来阳春白雪的北大学术正途格格不入。“王选想搞第四代，我还想搞第八代呢！”“王选怎么去搞黑不溜秋的印刷！”面对旁人的非议，王选充耳不闻，别人不相信，他就自己动手，真刀真枪地干起来。从1975年到1993年，王选几乎没有一个节假日，没有休息过一个周末。终于，王选的激光照排技术改变了中国落后的格局，用他自己的话说，他选择的不是追赶，而是直接超越。最终，国外的排版系统全部被赶出中国市场。
北大教授变身“推销者”
在王选的“照排系统”横扫中国时，方正这家起步于中关村的电脑公司也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家极有发展前景的高科技公司。而王选也由一个北大教授，变身为方正的“企业管理者”，两个大相径庭的角色，要求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格和素质，王选清楚地知道，自己必须接受更加严峻的考验。
1982年，一位领导告诉王选，很多部门担心激光照排系统的原理性样机不能继续改进并投入使用，因为很多高校的科研成果都只是为了献礼、评奖、评职称，王选不假思索地说：“如果仅仅为了报专利、评职称，目的早就达到了。从一开始我们就是想让中国甩掉铅字。”在北大，像王选这样根据市场需求来确立自己研究方向的人，真是少之又少。“他对我们的要求是‘顶天立地’，技术要一流，同时做出来的东西要实用。”王选的学生、现方正研究院院长及CTO肖建国回忆道，王选确定科研课题前，都会先花大量时间考虑：这个技术演化下去会成为什么样的产品，在市场上会有什么反应；或是现在市场上需要什么产品，我们的技术能不能演化过去，从市场驱动和技术驱动进行双向思维。
聪明的人有很多，而市场头脑正是王选不同于其他教授、用自己的发明造福社会的根本原因。1989年夏，在北大档案馆前的一棵大树下，王选找肖建国谈话，要他转课题，做彩色出版。当时国内的彩色出版物还不多，国际上连研发这项技术的试验设备都还很少，只能根据揣摩和替代设备来研究。两年后，成果一诞生就立刻成了世界领先。
人们以“当代毕昇”来称呼王选。对于这个评价，有人则认为是一种贬低，等于完全将王选从学者这块剔出来了，因为毕昇只是一个匠人。王选的东西是可以卖的，而学者的东西是无法卖的—从北大的价值观来看，王选也许不那么成功，但对社会来说他的成果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他是最伟大的科学家。
1988年春，北大的校办企业—北大新技术公司介入了激光照排系统的生产和销售。1991年3月8日，王选与一直生产和销售激光照排机的潍坊华光公司分道扬镳，从此，北大新技术公司和王选的激光照排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并重新为系统取名“方正”。1993年2月，方正集团正式成立，王选领导的北大计算所逐渐融入其中。王选给方正员工描绘出了一片诱人的前景：“物质的事情你们不用想，你们现在的业务很神圣，你们是当代的毕昇！”刚刚毕业的北大研究生李毅，听得热血沸腾，和一帮同事们干得特别卖力。那时李毅经常跟着王选一起见客户或开会。有次劝说《辽宁日报》不要采用华光系统，王选直截了当地对那位总编说：“错过这一次，就没人可以救你了。华光没有研发，你要用他们的，出报会比别人差，以后是死路一条！”这种狂放的言语让一旁的李毅听得很吃惊。
王选有个习惯，不管出差到哪儿，上飞机后总要先看报纸—用放大镜看那些字，就能看出来用的是哪家的技术。早些年很有兴趣，后来就没意思了，因为基本上都是自己的了。现在北美的每一张华文报纸用的都是方正产品，欧洲基本也如此。王选特别关心的日本，也有100多家用了方正的技术。
现已是某跨国公司高管的李毅回忆起方正岁月还有几分留恋，“哪像现在成天研究竞争对手，打得一塌糊涂。”“那个照排卡插到机器里、报纸裹一裹（连包装都没有），就卖几十万。那个卡比金子都贵。”李毅说，“那是我感到技术最值钱的时候，方正稀里糊涂地挣了那么多钱！”
远离生意场，自称仍是科学家
方正系统红遍大江南北，王选作为发明人，被奉为“中国激光照排之父”，同时，他的名片上也多个一个头衔—方正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但王选在骨子里并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生意人，他在很多场合都声称，自己只是一个科学家。有一次，在湖南举办的亚细亚国际文字会议上，王选穿着凉鞋、短裤出席，吃饭的时候也不怎么和别人讲话，别人敬酒他就说“不会喝”，而且吃完就走，根本不屑于生意场上的应酬往来。
在方正员工的印象中，王选对员工讲话就像老师和学生谈话一样，谈的更多的是理想，是勇于面对挑战，是怎么把事情做好。有人说：“一想起王选，我就觉得他是个极孤独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在北大是这样，后来到了方正还是这样。”但王选也明白，事业的成功必须借助生意人。为了打开日本、欧美市场，他找到了香港商人张旋龙；2002年，他还支持张旋龙成为方正控股董事局主席。
2002年7月，王选淡出了方正，也远离了商场上的是是非非。激光照排，这个当初激动人心，改变了一个产业的发明，就像很多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了不起的发明一样，随着它逐步成为很成熟、很基础的东西，也就不再有人关注。
直到2006年2月13日，王选突然辞世，人们再次关注起了这项曾经轰动一时的发明。在北大未名BBS论坛上，有人这样写道：“只要你读过书、看过报，你就要感谢他，就像你每天用到电灯要感谢爱迪生一样。”
王选走了，但他又还活着，这不仅是指他发明创造的激光照排依然泽被后世，他的精神也不失为唤起中国科技界探索创新的号角。更值得感动的是，王选是在拖着孱弱的身躯，在不被大多数人理解的环境中独自打拼出今天的局面。因此，无论他被包装成什么样，无论他在什么位置上，他本质上只是一个科学家—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伟大科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