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范文澜:“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2)

不灭的抗日热情

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兴起,范文澜参加了天津人民群众的游行示威等活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失掉联系。1927年,在北京会见李大钊。在南开大学任教期间,范文澜常在课堂上讲共产主义,天津警备司令部要逮捕他,经校长张伯苓协助,于同年5月离开天津到北京。下半年起,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任教,最忙时每周上课30小时以上。这时,范文澜与个别党员以及党所领导的团体—教联、左联、互救会有了联系。1930年9月,阎锡山派兵查抄范文澜住宅,搜出《红旗》等书报文件,指为共产党而逮捕,经人营救获释。

“七七”事变后,在党的领导下,范文澜创办抗战讲习班,亲自上课,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6月,开封沦陷,随河南大学转移到鸡公山一带。不久,与党取得联系,在遂平创办抗日训练班,又随新四军在信阳一带开辟游击区,又在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做统战工作,长期奔波于桐柏山中。1939年9月,在竹沟镇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1月,到达延安,开始撰写《中国通史》,以“为某些干部补习文化之用”,后为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1941年,为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1943年,在中央宣传部工作。

老年“补课”纠错误

范文澜在思想上,坚持了马克思关于“宗教是鸦片”的观点,认为“佛教是骗人的”。在自己著述的《中国通史》中,也曾一度否定了佛教及一切宗教。

范文澜与赵朴初,两人在对于宗教的观点上是对立的。赵朴初曾与范文澜进行过争论,他说:“佛禅既是宗教又超越宗教,是反迷信的,表现了中国人独特的智慧与骨气。”可是两人对此,也一直都未达成共同的认识。

“文革”初期,范老成了“反动学术权威”,置身于大批判的漩涡之中。在百般无聊时他读起了佛经,想让自己超脱现实的困惑之境。有一天,范文澜正在屋里读佛经,周建人(范文澜的邻居)问他在做什么,范文澜告诉周建人:“我正在补课。”周建人就问:“补什么课?”范文澜说:“读佛书。不懂得中国的佛教,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国的思想史、中国的哲学史、中国的文化史。”

那时,范文澜很专注地读着佛书,他还一边读一边做笔记。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自己以前的观点未必都是恰当的,而且自己对佛教的批判也还不够实事求是。沉思过后,他似乎又有所后悔,于是就想把《中国通史》中关于对佛教的评论部分重新写过。但是,当时已经没有条件写书了,他很是惘然。

1968年7月,毛主席派人给范文澜传话:“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之前,还是按照你那种方法写下去。”接到毛主席的通知后,范文澜欣喜若狂。他高兴的是,不仅自己可以拿起笔来,修正自己以前的观点,而且毛主席的这番话,也代表了对自己工作的肯定,于是,范文澜不顾自己身体有病,夜以继日地写作。后来由于劳累过度,再加上病痛缠身,不幸在1969年7月29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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