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灭的抗日热情
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兴起，范文澜参加了天津人民群众的游行示威等活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失掉联系。1927年，在北京会见李大钊。在南开大学任教期间，范文澜常在课堂上讲共产主义，天津警备司令部要逮捕他，经校长张伯苓协助，于同年5月离开天津到北京。下半年起，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任教，最忙时每周上课30小时以上。这时，范文澜与个别党员以及党所领导的团体—教联、左联、互救会有了联系。1930年9月，阎锡山派兵查抄范文澜住宅，搜出《红旗》等书报文件，指为共产党而逮捕，经人营救获释。
“七七”事变后，在党的领导下，范文澜创办抗战讲习班，亲自上课，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6月，开封沦陷，随河南大学转移到鸡公山一带。不久，与党取得联系，在遂平创办抗日训练班，又随新四军在信阳一带开辟游击区，又在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做统战工作，长期奔波于桐柏山中。1939年9月，在竹沟镇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1月，到达延安，开始撰写《中国通史》，以“为某些干部补习文化之用”，后为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1941年，为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1943年，在中央宣传部工作。
老年“补课”纠错误
范文澜在思想上，坚持了马克思关于“宗教是鸦片”的观点，认为“佛教是骗人的”。在自己著述的《中国通史》中，也曾一度否定了佛教及一切宗教。
范文澜与赵朴初，两人在对于宗教的观点上是对立的。赵朴初曾与范文澜进行过争论，他说：“佛禅既是宗教又超越宗教，是反迷信的，表现了中国人独特的智慧与骨气。”可是两人对此，也一直都未达成共同的认识。
“文革”初期，范老成了“反动学术权威”，置身于大批判的漩涡之中。在百般无聊时他读起了佛经，想让自己超脱现实的困惑之境。有一天，范文澜正在屋里读佛经，周建人（范文澜的邻居）问他在做什么，范文澜告诉周建人：“我正在补课。”周建人就问：“补什么课？”范文澜说：“读佛书。不懂得中国的佛教，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国的思想史、中国的哲学史、中国的文化史。”
那时，范文澜很专注地读着佛书，他还一边读一边做笔记。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自己以前的观点未必都是恰当的，而且自己对佛教的批判也还不够实事求是。沉思过后，他似乎又有所后悔，于是就想把《中国通史》中关于对佛教的评论部分重新写过。但是，当时已经没有条件写书了，他很是惘然。
1968年7月，毛主席派人给范文澜传话：“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之前，还是按照你那种方法写下去。”接到毛主席的通知后，范文澜欣喜若狂。他高兴的是，不仅自己可以拿起笔来，修正自己以前的观点，而且毛主席的这番话，也代表了对自己工作的肯定，于是，范文澜不顾自己身体有病，夜以继日地写作。后来由于劳累过度，再加上病痛缠身，不幸在1969年7月29日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