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3 蔡元培：“我们教书，是要引起学生的读书兴趣”
【人物索引】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浙江绍兴人。清光绪进士，翰林院编修。早年曾任绍兴中西学堂监。1902年与章炳麟等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宣传民主革命思想。1904年与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次年参加同盟会。1907年赴德留学。1912年回国，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是北京大学创始人之一，他积极支持新文化运动，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提倡学术研究，主张对新旧思想“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宣传劳工神圣、“以美育代宗教”。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被迫辞职。1927年任国民党政府大学院院长，后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1932年与宋庆龄、鲁迅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保护和营救了大批共产党员和爱国主义人士。毛泽东同志称他是“人世楷模，学界泰斗”。
东方的“普罗米修斯”
普罗米修斯（古希腊语），在希腊神话中的意思是“先见之明”。普罗米修斯教会了人类很多知识。宙斯禁止人类用火，他就帮人类从奥林匹斯偷取了火。
中国的学问向来是以政治为马首，中国的学问家们，也向来是以政客们的脸孔是瞻。但蔡元培是个异数。这位东方的普罗米修斯，这个从科举考试的漫天妖焰里浴火重生，从八股取士的铜墙铁壁中打破樊笼之后，仍旧从容不迫，丝毫也不带烟火气的谦谦君子，为近代中国盗来了文明的火种，烧毁了政治在学校大唱傀儡戏的舞台，彻底颠覆了中国腐朽的教育体制。在把北京大学办成中国近代最大的文化集散地和论战战场之后，还能那样地气度雅致，那样地休休有容，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慈祥地看着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变革的忠厚长者，正是他，为中国建立了第一座真正的高等学府，带来了真正的高等教育理念，为中国文化的重新架构提供了基地，也为中国文化的万古长夜点燃了一盏明灯。
1917年1月4日，刚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就在北大发表了一篇让整个北大乃至教育界都颤了一颤的就职演讲：
“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学生进入大学不应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应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必须抱定为求学而来之正大宗旨，才能步入正轨。”
“诸君为大学生，地位甚高，肩负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辱，更何足以感人。”
叶落知秋，蔡元培在北大的就职演讲和紧接着的一系列雷厉风行的弊政改革，让一片乌烟瘴气的北大和教育界感到了山雨欲来之前的暗流涌动，而中国新生代的精英分子们，也在其中嗅到了地火复苏前的滚滚热浪。一批“五四干将”和“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们即将应运而生。
造就北大辉煌
1907年，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的生活。1916年9月1日，身在法国的蔡元培，收到时任民国政府教育部长的范源濂发来的电报：聘请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由此开始，蔡元培在中国的大学教育体系的创立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蔡元培到北大上任后不久，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呈请教育部聘任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蔡元培与陈独秀，两人的个性完全不同。陈独秀锋芒逼人，而蔡元培却外圆内方，连疾言厉色都很少见。但是蔡元培看中陈独秀的，是他的新锐和毅力。蔡元培是在翻阅了十余本《新青年》后决意聘陈独秀的，一旦下定决心，就一趟趟亲顾“茅庐”。他去陈的住处拜访陈时，因陈习惯晚睡晚起，他就耐心地坐在门口的一只小板凳上，等待着年龄小他一轮的陈独秀醒来。
不过刚开始的时候，陈独秀并不领情。因为他正在专心办杂志，而杂志是在上海。但蔡的诚意和胸怀最终说服了陈独秀，使他决定将《新青年》搬到北京—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才有了后来以北京为中心的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在蔡元培引进了陈独秀后，陈又引进了胡适到北大。而胡适当时不过是个连学位都没拿到的毛头小伙—后来，胡适在他的纪念文章里曾提到，如果没有蔡元培，他的一生很可能会在一家二三流的报刊编辑生涯中度过。
陈独秀与胡适进北大，成了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著名八字方针下的两段佳话。决心以这八个字来塑造北大，是他在欧洲留学期间就已埋下的心愿。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阐述了自己对大学精神的理解：“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在“兼容并包”的精神下，北大吸引了中国的各路学术精英。以文科为例，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到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大师云集。各种文化社团风起云涌，那种“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那种民主自由的风气，从那时开始形成，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吸引后来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独特传统。这就造就了那一时期北大的辉煌。
三次婚恋，姻缘天定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他一生清廉正直，有许多令人景仰的方面，曾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然而就是这位革命的先行者，一生却经历了三段由旧式的婚俗到中西合璧的婚礼、再到完全新式婚恋的感情。
蔡元培的第一次婚姻，可以说完全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1889年，蔡元培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但在婚礼之前蔡元培却从来没有和王昭见过面。
王昭有洁癖，什么都要弄得干干净净，而且花钱极为节省。但蔡元培却生性豪放、不拘小节，他更有大男子主义。所以在最初的几年里，蔡元培似乎难以接受自己的妻子，就更别提爱她了，婚姻的契约只让他义务性地呆在妻子身边，当一个所谓的丈夫。就这样一晃过了7个年头，直到王昭为他陆续生下了两个儿子，他们才慢慢找到了夫妻生活的感觉。
1900年，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蔡元培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他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逐步互相理解、修复感情的裂痕。可惜好景不长，就在这一年王昭因病离开了人世。
也许是姻缘天定，蔡元培在杭州办学的时候，有一天在朋友家看到一幅工笔画，线条秀丽、题字极有功底。他一打听，作者是江西名士黄尔轩的女儿黄世振，又名仲玉。黄仲玉出身书香门第，不但没有缠足，而且识字又精通书画、孝敬父母，完全符合蔡元培的择偶标准。于是他在朋友的撮合下，大胆追求。到了1902年元旦，他在杭州举办了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这次婚礼中西合璧，蔡元培用红幛缀成“孔子”二字，代替悬挂三星画轴的传统，以开演说会的形式代替闹洞房。
1907年，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一改最初的大男子主义思想，转变成为寻求妇女平等权利的斗士，他的第二位夫人黄仲玉对此作用可谓不小。
在陪伴了蔡元培近18年之后，黄仲玉在1920年也病逝了。蔡元培非常悲痛，写了一篇《悼亡妻黄仲玉》，表达了他对亡妻的无限追思。《悼亡妻黄仲玉》字字血泪、情真意切，后来被收入了中学课本，成为抒情散文的典范。
在蔡元培54岁时，时任北大校长的他决定续娶，这时，一个名叫周峻的女孩子走进了他的生活。周峻原来是蔡元培在上海成立的爱国女校的一位学生，和蔡元培年龄相差22岁。这位学生对蔡元培先生一直抱有一种敬佩与热爱的情感。
1923年7月10日，蔡元培和周峻在苏州留园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这是蔡元培的第三次婚礼。这次的婚礼完全是现代文明式的，当时蔡元培到周峻下榻的宾馆迎接周峻，之后两人一起到苏州留园拍摄了结婚照片。当时的蔡元培西装革履，周峻身披白色的婚纱。婚后第十天，蔡元培和周峻携子女威廉、柏龄赴欧洲学习。
周峻在相夫教子之余，攻读西洋美术课程。她把对蔡元培的爱倾注在她的作品《蔡元培半身像》中。而蔡元培则在上面题诗一首：惟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1940年3月5日，也就是离周峻50岁生日还差两天的时候，蔡元培在香港因病逝世。
蔡元培一生经历了3次婚姻，这3次婚姻正好印证了蔡元培一生思想的变革，也印证了中国近代史的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