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0年8月16日，上海世博园内如一盆正在燃烧的木炭，而人们的热情似乎盖过了天空如火的骄阳。
一早我就在中国馆门前排队。由于人太多排队时间长，原有的好心情现在荡然无存，想打退堂鼓已经来不及，因为两边的铁栅栏和前后人流的挟裹只能向前不能后退，我被动地跟着人群挪动脚步。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转了一道弯，面向转过来，我们这排人与下排人正好“面面相觑”。无意中，我发现有个人在注意着我，是一位60岁左右的男子，个子不高，身材瘦削，脑袋有点谢顶。他似乎发现我也在注意他，于是不好意思地收回目光。我没在意，继续跟着人流挪步，就在我俩快要接近时，我忽然发觉对方有点面熟。是谁呢？我在脑子里搜索……当我俩面对面时，我突然喊出他的名字：“洪凯歌！”
他一惊，只迟疑三钞钟，居然也喊出我的名字。
我们原来是大学的同学。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在武汉一所大学读成人函授班，洪凯歌是班上党支部书记，我是班长。由于是成人班，学生“五颜六色”，有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也有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还有刚出校门的高中毕业生；有本地人，更多的是外地人。我是湖北人，洪凯歌是安徽人；我20出头，他刚好40；我在县级市财政局任政工员，他在聪江地区农业局任财务科副科长。就这样，我们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同学生涯。
虽然我们是全国第一批成人高考录取的学生，但是同学间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洪凯歌的学历是初中，凭着在部队评到了的一个助理会计师职称（相当于高中毕业），便有了资格参加成人高考。我高中毕业只有三年，并通过了当年高考预考，文化基础自然比他扎实，基础课如《高等数学》、《管理数学》、《工程数学》、《计算机语言》等对我来说不费吹灰之力，对他来说犹如天书密码，于是我俩便结对“帮扶”，共渡难关。
大专毕业后，最初几年我们还经常联系，时间久了也就逐渐疏远许多，有时偶尔想起便打个电话问候。随着电话号码由5位数升到6位数，再由6位长到7位，彼此便失去了联系……一晃就是十年。有一天，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才知道他换了单位，在聪江市（地改市了）检察院任经检处副处长。当时他很忙，全国各地办案，那次是到武汉出差顺道来看我。十年不见，我想与他抵足而眠，他却不给我机会，只吃了一餐饭便拜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