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这一困境的方法何在？加藤周一对以西方文化“纯化”日本和企图驱除西洋因素保留纯粹的国粹都抱批判的态度。他主张日本文化是“杂种文化”。他回顾历史说，明治以来，只要出现“全盘西化”的浪潮，紧接着必定出现与此反动的崇尚日本事物的浪潮。近代以来的日本历史一次次就是这样的反复和循环。要摆脱这样的恶循环，根本点之一，是看清楚日本的现实。一个传统、古老的日本已经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日本的西化已经非常深入”这一事实。换言之，现实的日本文化就是杂种文化。
在审视自己民族的文化时，外面的世界无疑是重要的参照物。刚刚从欧洲归来的加藤周一不仅看到了日本不同于西方的地方，同时看到了地处亚洲的日本所发生的与亚洲其他国家不同的重要变化——日本在西化的路上已经走了很远。“在亚洲，只有日本使西方文明以这种方式扎根。日本既不同于马来半岛，也不同于印度和中国。当我从国外回到日本时，较之西欧与日本的不同，这种不同更加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明治以来致力于“脱亚入欧”的一系列物质努力和发生在战后精神世界的一系列变化，促使他把注意力从单纯的“传统的日本”或“西化的日本”转向“杂种”的日本。他说：“我倾向于认为，日本文化的特征在于这两种因素深深交织，彼此难分难解这种状况本身。”“即如英法文化是纯种文化的典型的话，日本文化就是杂种文化的典型。”
“杂种”在汉语的语境中有负面词义。今天在日本列岛上生活的日本民族，究其起源，很多是来源于东北亚、东南亚的移民，所以所谓日本民族是“单一民族”的说法，不过是一部分日本人一种对于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从2001年开始，我在清华大学开设“日本民族研究”讲座。第一讲叙述日本民族的起源，题目借用了加藤周一的智慧，冠名为“杂种日本人”。每次标题一写出来，马上就会招来同学们的笑声。但听课的每一位学生，哪一位敢保证自己的血液是纯粹的，流淌的没有一丝一毫异民族的血浆？需要指出的是，加藤周一的“杂种”并不带有任何褒贬的定义。他说，如果一定站在褒贬的立场上说，是纯种也有缺点，杂种也有价值，反之亦然。“杂种”的文化构成了日本人现实的生活。“大众充分懂得这一点。因而完全接受了杂种，他们追求愉快的生活方式，并不抱有纯化杂种这种荒谬的期望。然而，所谓知识分子，却对此抱有热望。知识分子对文化问题越是关注，就越要在某个方面攻击日本文化的杂种性，努力使之纯化。明治以来复杂的文化运动的历史，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知识分子对文化杂种性的反应，即日本文化纯化运动的历史。而且只能是必然失败的历史。”
加藤周一和丸山真男这两位战后日本思想文化界的巨人对日本的思考当然有种种不同，但共同的一点是都敢于直面日本的现实进行思考。丸山真男面对上述困境找到的方法，是干脆就把日本思想史看成是外来思想的修正史。而这修正所依凭的，是发自日本文化“古层”的“执拗的低音”。这与加藤周一的“杂种文化论”颇有异曲同工相通的部分。加藤周一所主张的，是正面看待外来文化的存在，正面看待自己的文化传统，在相信自己文化传统优秀成分的同时，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建设自己的新文化——“杂种文化”，这才是健康的文化选择。
二战结束后，世界上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民族国家。几十年来，伴随着这些民族国家的经济成长，如何处理好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即存的重大问题。而其在现实中最为尖锐地凸现出来，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事情。之所以在二战刚刚结束时，这一问题没有像今天这么尖锐，只不过一是因为随之而来的东西方冷战发挥了遮蔽作用，二是因为经济发展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经常被放到优先的位置而已。但问题一直是存在的。另一方面，在思考今天的全球化和地域化时，我们同样面对着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确认地域文化传统的积极意义这样的课题。在我看来，加藤周一对于日本思想界的贡献，不仅在于他为思考当代日本社会提供了一个开放的体系，而更根本的地方，在于他肯直接面对日本社会“杂种” 的现状，为日本思想界清晰描绘出了一个正确思考日本的前提。加藤周一对于我们的意义同样是，在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必须放弃想单纯凭借某一地域或某一民族甚或某一集团的文化传统来替代一切解决一切的妄想。
沿着历史与现实繁复的掌纹，我们大可以去探寻族群通向未来的光亮，但如果沿着宿命的想象走入迷思，明天梦醒无酒，杯中装满的，将只有冷月的清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