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历史与现实繁复的掌纹，去探寻族群通向未来的光亮，这被看成民族先知的知识人躲不开的宿命。
回头来看，直面现实和分析现实一直是加藤周一的力量所在。被誉为战后日本“最大的知识分子”（东京大学上野千鹤子教授语）的加藤周一，确实拥有对日本、对世界深刻的洞察力。有人说,除了没能预见苏联的崩溃，没想到日本能成为“经济大国”外，他所有的分析和预见后来都被证明是正确的。加藤周一本人也曾用玩笑似的口吻以此自称自许。而在20世纪50年代，加藤周一和他的同时代学者直接面对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认识激烈发展、变动的日本社会，如何认识剧烈变化中的日本文化。1955年6月，加藤周一在《思想》杂志上发表了“杂种文化论”。他公开给出日本文化是“杂种文化的典型”这样在当时令许多人瞠目、也令许多人喝彩的答案，并在后来的系列文章中对杂种文化在未来日本历史发展上将起到的积极作用做了多方面的阐释。他的文章用语生动，雅俗咸宜，所以影响遍于日本列岛的沟沟谷谷。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刚到日本，和几位日中友协的老人聊到日本民俗中有很多大陆因素，其中一位随口就说了句“日本什么都是那个加藤说的杂种”，这话立刻得到旁边几位的点头赞许。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加藤周一的名字。
说到战后日本社会发生的激烈变动，首先要提到的当然是日本战时精神秩序的结束。坂口安吾的《堕落论》就此曾写道：
半年之内，世事沧桑。自许天皇坚强盾牌的我等，只要是为了天皇，慷慨赴死绝不反顾的我等。年轻人们如樱花般散去了，活下来的活跃在黑市交易中，尽管耻图百年之命、卫君一朝赴死的誓言音犹在耳。以毅然决然之心送走男人的女人们，经过半年岁月的淘洗，如今在夫君牌位前的礼拜已经变得只是一种程序，她们心中开始浮现新面孔的日子决不会太远。不是人变了。人原来就是如此。变化的不过是世相的表层。（坂口安吾《日本文化私观》评论社复初文库版1972年）。
一如坂口安吾所描述的，随着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战败的广播声，同时倒台的还有战争时期的道德、牺牲、天皇、国家等等长期捆束日本人心灵的各种“终极”观念。旧有的意识形态哗啦啦剥落神圣油彩露出泥胎，迫使人们不得不回到具体生存这样一个最原初的点。这个激烈的发展变动同时来自欧美世界猛烈的制度与文化冲击。战争中被称为“鬼畜英美”的欧洲和美国，带来了民主主义，带来了异色的文化，这一切作为“进步”的象征席卷而至，乱石穿空，惊涛拍岸，一浪高一浪。还有更重要的一层变化，是经济的发展。直到今天，很多日本学者仍然强调，1955年在日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1945年到1955年，日本社会经历了十年的恢复期。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上开始进入高度成长期。就在这一年，政府的《经济白皮书》公开宣言“已经不是战后”。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推动下，思想界对“何为日本人？”、“何为日本文化？”开始重新进行思考和评价。这一切正构成了加藤周一“杂种文化论”出现的背景。
可是，当思想界重新思考“何为日本人？”、“何为日本文化？”这样的问题时，日本知识分子便不得不面对着“丸山真男困境”。丸山真男曾经讲到，日本思想史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就是作为教养或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几乎都是外来的。从儒教、佛教、基督教，从无政府主义、民主到马克思主义，无不如此。尽管有一些学者想脱离这些外来思想寻找“日本独特的”世界观，如日本的国学的学者们——他们的研究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正像1930年以降大行其道的“日本主义”、“日本精神”的最终失败一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建设，这种努力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的。另一方面，日本思想的发展又好像不仅仅是外来思想引进的历史。研究朱子学的学者会感觉到，在日本的朱子学和中国的朱子学多少有所不同。欧洲的自由和民主到了日本也发生许多变化。这给人另一种错觉，那就是日本思想史就是对外来思想的歪曲史。从事思想史研究的丸山真男认为，这明显也不是建设性的思路（《丸山真男全集》第十二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