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看简化字长大的。通过读古典小说,乃至港台武侠小说,识得一些五花大绑似的繁体字,但全然写不来。所谓认识,也不过是一眼扫过去,似曾相识罢了。鱼雁殷勤的朋友中,除了临帖,惜乎未见把繁体字写得一笔不苟的。在日本读中文报纸,时常纳闷,明明主要是面向来自大陆的年事不高的人群,为什么采用了横排,却偏要使用繁体字,仿佛在横排而简体的大陆和竖排而繁体的台湾之间骑墙。况且连我都看得出,那繁体字用得错误百出,台湾人不见笑才怪呢,除非他胸中装了繁体字反攻大陆的雄心或野心。
听说巴黎的《欧洲时报》和纽约的《侨报》相继把行之多年的繁体字改为简化字,销量也有所增加。本来东京的一家报纸改得更早些,但并未起到带头作用,各报安土重迁。最早在日本创办的中文报纸也议过繁简问题,结果是听从一位远在台湾的人主张,戒简用繁。读者们安之若素,或许是因为日文里常见些繁体字模样的汉字,尽管这鸭头不是那丫头。要是还泡泡温泉、聚聚居酒屋,那就更有点受容日本文化的意思了。
好像力主简化汉字的人都精通历史,动辄说简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不懂历史,倘若就女人的衣服越穿越轻薄短小来说,历史趋势倒像是那么一回事。只记得黄遵宪,19世纪末叶独力编纂《日本国志》,其中记述了日本文字,也谈到中国文字,说∶"泰西论者谓五部洲中以中国文字为最古,学中国文字为最难,亦谓语言文字之不相合也。然中国自虫鱼云鸟,屡变其体,而后为隶书、为草书,余乌知他日者不又变一字体,为愈趋于简、趋于便者乎。"接着还写了好多话,大意是中国的文字一世比一世多,多数是后世创造,将来还会出现他没见过的字。要想让普天之下的农工商贾、妇女幼稚都能用文字,就必须有一个简易的方法。
确有不少人探求简易的方法,乃至弄出革命来。193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有324个字。规定凡小学、民众学校各课本,均应采用简体字, 不用简体字不予审定。1950年代初,大陆热火朝天地批判胡适,但是据唐德刚在《胡适杂记》中回忆,胡老先生照样关心大陆颁布简化字方案,都仔细看过,大加称赞。他是主张汉字必须简化的,并不看人下菜碟,凡是敌人拥护的就反对,拿自己的初衷当儿戏。
欧美的中文报纸改竖排为横排,原因之一是便于插入洋字码,就像我们生活在日本,行文不免夹杂些日语。如"出张",把"张"写作简化字,看上去就不像说日本事。或许要不了多久,在日本"语境"中形成另类中国语也说不定。尤其在日本长大的中国人二世或三世,幸而承担了父母转嫁的故国情结,将来就使用这种语文,怪怪的,乖乖的,让大陆人和台湾人"哈"。
如此说来,中文报纸用繁体字应算是言文一致运动。历史上,中国和日本都发生过这种运动。东京有一位教授,叫小森阳一的,在《日本语的近代》中说∶"所谓坪内逍遥提倡,二叶亭四迷的《浮云》和山田美妙的《武藏野》着先鞭,其后靠那些叫做'小说家'的文学家努力,确立了现在日常使用的'言文一致体',这是'近代日本'的通说。但这一通说被阅读的历史推翻,那就是人们对速记评书和速记相声的阅读;《大日本帝国宪法》公布之前, 这些东西在消费水平上绝对霸占了活字媒体,公布之后也绵绵不断地阅读。"(这个《大日本帝国宪法》公布于明治22年,据说作为近代宪法在亚洲属于破天荒)虽然白话文不等于白话文学,文学的言文一致和民众读写的言文一致并不是同一次元的问题,但白话文运动大获全胜,"我手写我口"(借用黄遵宪诗句),确实首先要归功于报纸。不过,新闻这行当只喜欢写别人,不像文学那么关心自己的历史,以致劳而无功。近代以降,报纸成为主要的载体,文学焉得不就范,用言文一致去迎合读者。
日本当今通用的汉字也是经过简化的,搞中日笔谈,已经不能像往昔那样相通了。有一个电视连续剧,叫《水户黄门》,类似包公案,日本人爱看;主人公原型叫德川光国,是17世纪的水户藩主,官居中纳言,中国式官称叫黄门。他奖励儒学,编纂汉文纪传体《大日本史》。年近耳顺,把光国的"国"字改成"口吞八方"。这个字是女皇武则天制造的,她先是把"国"字的五脏六腑掏出来,装进一个自家的"武"字,但好似把武氏囿于囹圄,后来就改成"口吞八方",大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势。如今电脑顶多能打出七千个汉字,这位明公的大名也只好跟着现代化。日本到底不像中国那般喜欢大一统,定于一尊。例如"富"字,有秃顶的,有像漫画人物翘起一根头发的。"高"字也有写得像出土瓦片上弥生人刻画的楼观。"岛"字,通常把那个小"山"坐在腚下,但也有顶在头上或倚在身边的。看似民主,用起来不胜其烦。
前一阵子日本报纸又纷纷改版,加大了字码,使人看得更清楚,更轻松。侨居日本,不必读简化字,或许有一种解放感,享受了自由。我漠然想到孔乙己,他知道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