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农民自己也真的以为他们是“有别于他人的异种”。在南部意大利这样一种等级高度分明的社会里，对于一个农民或农工来说，不管是在工作上、自我进取方面或在公共和政治事务中想发表点意见，表现出任何主动性都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太主动不可能招致好报，反而会引起那些高高在上的权贵们—这些人农民实在得罪不起—的愤懑。农民自己心里明白，必须老老实实地卖力干活，永远听从指挥，不可越雷池一步。后来，美国老板不无沮丧地发现，美籍意大利人身上仍然带有这种消极性格的烙印。
直到向美大量迁徙的时代，多数民众依旧是农业工人—其中少数人拥有小块农田，多数人不是租别人地种就是在别人的地上干活。就那些在世纪之交的年代移民来美的人而言，其中有77%的人是农业工人，专业人员连0.5%都不到。
尽管就历史的创伤和极度的贫困而言，南部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是难兄难弟，然而他们在某些气质方面，却又彼此有所不同，从而导致他们在对待创伤和贫困时各有各的对策和文化上的适应办法。爱尔兰人所受到的压迫，来自持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异族，所以在回应时具有强烈的全民族意识，而意大利农民则长期遭受宗教信仰相同的本族人（或与本族混血的人）的压迫，这种情形使他们不能形成民族团结，而是导致各顾各的绝望做法—完全仰仗直系家庭的其他成员。两国的授命当局都被认为是不合法的，但在爱尔兰产生的那一系列严密组织却从未在意大利南部形成起来，这里人最信得过的小圈子很少超出近亲的范围。南部意大利人的回击方式—族间报复和黑手党—也都是以对方的家庭为目标。
南部意大利人长期保持着格外强大的家庭纽带，以此作为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社会组织。按照西方世界其他多数地区的准则来看，南部意大利人对家庭的依附太过分了—超出了国家、宗教和道义对个人的要求。感情、忠诚和道德几乎只存在于家庭的范围之内。例如，意大利的民族主义只对北部人才有重大意义，是他们在19世纪统一了意大利，也是他们在20世纪成了墨索里尼的主要追随者。南部意大利人认为教会组织和自身有距离，甚至对它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相比之下，爱尔兰人笃信宗教，教会也和民众一直长期受到欺压。甚至在20世纪，南部意大利人的哲学也还一直被人称为是“与道德无涉的家族主义”—尽量扩大直系核心家庭的眼前福利，维持家庭的荣誉，并为此二者不惜付出一切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