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澜：也就是说，你在西方提出的管理的功能理论中，加入了中国化的诠释。你还有什么中国化的发现？
成中英：我还有一个发现，中国所说的“管理”跟西方说的management还不一样。中文把英文的management翻译成“管理”，其实意思不尽相同。现在中国文化处在弱势，所以用我们所能把握的概念去解释西方的概念，从而纳入西方的体系中。
但是通过对易学的研究，我觉得中国有自己的概念与语义系统。从字面说，英文的management是一个手的行为。中文中“管理”这两个字连在一起用，是一个现代概念。“管”字单独来看，有一种规划、指示、让大家行为一致的意思。“管”也是一种乐器。“理”是要形成一种秩序，具有公共行政的概念，这是一种秩序组织的方式，具有内在的价值，是一种客观的原理。所以在我看来，“管理”具有很深刻的哲学意味，就是管理者有一种对客观存在的理性秩序与主观意志合理性要求的把握。
所以我认为“管理”从一开始就是一套哲学，而不只是科学。应该把管理的哲学性彰显出来，所以要探讨管理哲学。在这个意识下，宇宙是一个管理体系，人的社会、人的个体的发展过程，都涉及管理的问题。这种管理与伦理有密切的关系。伦理与管理都具有组织秩序与实践理性功能的作用。管理是用在国家行政或者社会上面，是集体行为。伦理则更注重个人的修养、心性这一块。管理与伦理不应该分开。管理应该有伦理的一面，伦理也应该成为管理的一个项目或重要的基础。1985年我在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建立了“国际管理与伦理文化基金会”，基金会做了很多推广和教育的工作。
刘澜：可不可以这样总结：在个人的层面是伦理，在组织的层面是管理？
成中英：是。由于伦理需要个人道德情操的发展，它必然作为与他人建立关系的基础。管理是一个外在行为，他律；伦理是一种自律，用康德的话说，道德的自律。人的管理需要自律，社会管理需要他律。政治的行为和管理的行为必然牵涉到他律和自律。所以管理和伦理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后来讲管理是一种群体的伦理、外在的伦理，伦理就是内在的管理、个人的管理。这样就把两者的关系建立起来，把管理科学跟管理哲学结合起来，把管理的功能整合起来。后来不断发展，就成为十四个功能，每两个一对，一共七对，就形成了我说的“C理论”。
一阴一阳谓之道
刘澜：为什么叫“C理论”？
成中英：这是针对西方要了解东方的说法。我注意到美国开始谈论日本式管理，就想日本有管理，中国没有管理吗？
刘澜：那是因为日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腾飞，出现了一大批有竞争力的跨国企业。美国有很多人认为在企业界被日本打败了，开始重视日本式的管理。
成中英：我又注意到威廉·大内的“Z理论”，他有日本背景，是第二代日裔。我想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说法。我就想创建一个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的中国的管理体系，命名为“C理论”。C是中国，China。我自己是儒家的背景多一点，儒家也是C，Confucianism。《易经》重视变化，也是C，Change。另外在变化当中生生不息，能够创新不已，这也是C。另外持中、应变，我把持中应变也加进去，Centralization。也涉及文化，Culture。后来我考虑到功能方面能不能也用C来讲，也方便记忆。后来就牵连出一系列C来，这是很有趣的发展。
C的形状的象征很有味道，是一个开放的圆。知名的曾仕强教授，他本来是儒家，后来结合《易经》，强调圆通。我认为，管理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可以不断地和外在进行交往，然后不断地相互学习，是一个开放的圆，而不是一个闭塞的圆，这也是对C的一个阐释。
刘澜：其他的学者谈到管理的职能或者功能，没有一定要追求用哪个字母开头。你把管理的职能扩大为七个，每一个有阴、阳两个方面，基本都是用C开头，会不会被人诟病为“文字游戏”？
成中英：其实还是以实质为主，以名来配合它。比如在创新这一块，我就没有用C。创新和改革是两个独立的概念。我注意到，文献谈到日本人重视改革或改造，美国人重视创新。
刘澜：对，日本人称之为改善。
成中英：叫改善也好，叫改造也好，它跟创新其实是彼此相关的。创新一定要经过改善，改善也会带来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