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阳光灿烂的日子

生于1950年代。

作家。

在《记忆的红皮书》里,朱大可写道:“上海是水性扬花的城市。上海的秘密就在于它没有历史。”他文如其人,锐利又不乏洞见。他年少时参加过“文革”宣传队,也目睹过一行中有一个11岁女孩因武斗致死。他曾经有一种乌托邦似的精神升华,又经历了炼狱般的灵魂救赎。他从小学到中学,成绩单上的评语里总有“骄傲自满”这几个字,但这却没有妨碍他长大后对历史和文化的吸纳与反思。很多人认为,他代表了50后的那种深刻和真诚。

20世纪60年代,特别流行的一种做法就是,把自行车的两个刹车杆翻出来、翘出来。然后一群人骑着这种叫做“阿飞车”的自行车,背一个军用书包,带上军帽,脚上穿北京灯心绒面的蓝鞋,每个书包里面放一把菜刀。前面的人在自行车上装两个铃子,连续按两三下,这样,上百辆自行车一路扫过去,一个街面放眼望去都是自行车。

那时候要搞到一顶军帽也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搞到了,那就是荣耀。以至于到后来还引起一股抢军帽的风潮。一帮小年轻骑着自行车,从那些带军帽的人身边疾驰而过,顺手就把他们的军帽抢走。被抢掉帽子的人,等到有机会了,再让别人帮忙把军帽抢回来。

那时候,军装里面有一个军扣,如果军装搞不到,就搞军扣。而且,军扣后面一定要是铜质的,那才能说明是真的。后来,出来了很多仿军扣的扣子,一般的商店都能买到。“文革”初期,小孩子没有小军装,怎么办?就在自己的衣服上面换上军扣,然后,戴上一顶军帽。

这种做法在当时非常流行,全部是干部子弟。1967年以后,干部子弟就倒霉了,工农子弟和红卫兵上来后,他们就退居二线了。但是,这种装束却流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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