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支持毛泽东重视农民斗争
自从中共四大召开（1925年1月）以后，国共合作共同领导的国民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由于中央机关不够健全，中央领导成员过少，加之各地的革命形势和进度不一致，中共中央就采取在大地区和主要城市成立中央临时委员会的办法，以加强对当地革命运动的指导。如1925年5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分别在广州和北京成立中共中央广州临时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北京临时委员会。1925年秋，中央又派王若飞为中共中央特派员驻河南。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迅速高涨。特别是北伐军占领汉口以后，武汉成为北伐战争的前沿地区和革命运动的中心。9月下旬，中共中央派张国焘为中央驻汉口特派员，全权代表中央指导武汉地区的革命工作；接着中央又在汉口成立中共中央军事部汉口办事处，由张国焘负责，直接指导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及四川的军事工作和国民革命军北伐军西路与中路中共党组织及军事工作；同时，中央还在汉口成立中共中央农委办事处，负责指导湖南、湖北、河南、江西及四川五省的农运工作，由毛泽东负责筹办并为主持人。到1926年底，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机关北迁汉口的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在汉口成立中共中央汉口临时委员会，负责人为张国焘，委员有张国焘、项英、罗章龙、张太雷。1927年3月，瞿秋白奉中央命令到汉口后，成为中央汉口临时委员会委员之一，与张国焘一起主持中央在汉工作。
当28岁的瞿秋白以中共中央领导人身份踏上江汉码头的时候，距他1916年底第一次到武汉时已经整整10个年头了。母亲自杀后，他们兄弟姐妹只好投亲靠友。他来到武汉的堂兄瞿纯白家和黄陂的表兄周均量家生活了一段时间。那时，他的心灵他的生活在黑暗中挣扎，是一个正在痛苦中寻找人生出路的懵懂少年。而10年后的今天，他却是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革命家。与十年前相比，武汉也是天翻地覆，从一个被外国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凋敝、呆板的码头城市变成了中国大革命的赤都，到处洋溢着革命的气息，焕发着革命的青春。
但是，瞿秋白到武汉后，很快就感觉到，处于革命高潮中的武汉，在轰轰烈烈的革命声浪中，实际上潜伏着很严重的危机。明里暗里的反动派，对正在席卷两湖地区的农民运动集中而猖狂地放射着攻击的毒箭。为了回击国民党右派、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地主豪绅对以湖南为中心的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的污蔑，中共中央农委汉口办事处负责人毛泽东，于1927年初深入湖南农村进行实地考察，历时32 天，走遍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掌握了大量农民运动的材料和信息。在此基础上，2月中旬，他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给中共中央。32天的考察调研使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心明眼亮。他在报告中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因为，据他考察得知，农民运动是“好得很”而不是什么“糟得很”，贫农是革命的“先锋”而不是“痞子”，农村根本不存在联合战线，因而农民协会也就根本不存在破坏联合战线的事实。因此，他认为，党对农民运动的政策，应注意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的“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的议论；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民协会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
瞿秋白到武汉读到毛泽东的这份报告后，很是钦佩和赞同。他与毛泽东相识于1923年。后来又一起出席国民党一大，在上海为推动国民党改组一起工作过。1926年底，他们一同参加中央汉口特别会议。1927年3月，瞿秋白到武汉工作，与老朋友再度相见。瞿秋白到武汉，除了协助张国焘主持汉口的日常工作，更主要的是代中央宣传部长彭述之主持中央在汉宣传工作。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文稿写成后，首先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周刊第35、36、38、39期连续刊载。但是，3月间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只刊发了一部分，便被停发。瞿秋白感到很奇怪，一问才知，是因为陈独秀、彭述之反对，不准连载下去。这使瞿秋白感到既气愤又不理解。在他看来，这样好的文章，这么重要而又及时的调研报告，这么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却被禁登，实在是不可理喻。
瞿秋白想：独秀、述之不敢连载这篇报告，是因为害怕，害怕这篇文章发出去，会进一步激起农民的“越轨”行动，以至破坏了国共合作。但是，这样的文章都不敢登，还革什么命？于是，他利用自己在汉口临时中央委员会分管宣传工作的机会和条件，分付秘书羊牧之与党在汉口创办的长江书局联系，准备出版单行本。4月，武汉长江书局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出版了单行本。为了大力宣传农民革命运动，瞿秋白计划要连续出版这方面的著作，所以将书名改为《湖南农民革命（一）》。这是计划出版的第一本，但由于局势很快发生了变化，以后各本的出版计划未能实现；这也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历史文献出版的第一个单行本，它是在瞿秋白的直接促成下出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