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全党期间，以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宗派主义政策而留下了深刻教训。他们用对敌斗争的方式来解决党内矛盾，任人唯亲，以我画线，对不同意见者一律排斥，无情打击，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在组织上的这种宗派主义政策，在中山大学期间就有着一系列的表现。“江浙同乡会”事件，就是一例。
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山大学党支部局以后，虽然取得了米夫的绝对信任，但在广大同学中间仍很孤立。“多数同志称陈绍禹等是‘米夫的走狗，只知当翻译，拿高薪’，籍着米夫的势力，专门做小报告，打击同学”。一直受到王明等人排挤的俞秀松、董亦湘等人于1927年11月进入列宁学院以后，仍然时常来中山大学，而且深得广大同学的拥护。他们反对王明等人的宗派活动，在学生中有较大影响，成为王明等人进行宗派活动的障碍。因此，为了进一步打击异己，巩固在中山大学的权势，扩大在党内的影响，1927年秋，王明等人制造了“江浙同乡会”事件。
“江浙同乡会”当时被说成是“反党小组织”，“江浙同乡会事件”被认为是“反革命事件”。这一事件是怎样出现的呢？还是先看看原中山大学学生的回忆。
杨放之叙述了“江浙同乡会”出现的背景：
“中大反对教务派的斗争中，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这些资格比较老的同志，是参加中山大学教务处帮助工作的。当时，俞秀松等虽是学生，但他们是比较有经验的老党员，苏共人员创办中山大学，也要依靠中国同志，吸收中国学生帮助工作。俞秀松等在教务处工作中，帮助制定教学方针，实施教学方案，购置中文图书等等，得到教务处主任阿古尔的信任。但阿古尔与中大副校长米夫有矛盾，米夫极力排斥阿古尔，这就势必形成王明与俞秀松同志的对立。王明也看不起这些老一辈的同志。王明的俄语学得快，深得副校长米夫的欣赏。为了打击教务派，王明等人捏造罪名，于是出现了‘江浙同乡会’。”
被打成“江浙同乡会”骨干分子的孙冶方，详细叙述了“江浙同乡会”的由来：
“在我们同期毕业的同学中，除了回国工作的以外，大部分升到别的学校学习，极少数的人留校工作，我和云泽（乌兰夫）同志以及一个后来成为托派分子的秦树功被派到东方大学当翻译。继续学习的学生只发给津贴，有些到军校学习的，按红军士兵待遇，津贴特别少。我们做翻译工作的拿工资，有近百卢布，生活较好。因此在暑假开学前，有几个去初级军校的同学提出，在星期天敲我的竹杠，叫我买肉买菜做中国饭吃。这天，除约好的几位军校的同学外，董亦湘也来了，军事学院的陈启礼、左权同志也来了，挤了一屋子的人，把同房间的乌兰夫同志都挤了出去。正当我们热热闹闹地做饭时，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任王长熙从窗外经过，听到里面说话的都是江浙人，因此回校后同别人讲起，某些人聚集在某人房间呱啦呱啦讲的很热闹，像开‘江浙同乡会’似的（其实，其中陈启礼、左权两同志是湖南人）。这话传到中大支部局中国同志那里，便添油加醋，说成是董亦湘等在我房里成立了‘江浙同乡会’。”
把流言“添油加醋”当成证据，这是古今中外搞诬陷的惯用伎俩。盛岳这个王明教条宗派的“干将”对此并不忌讳：
“教务派被打败了，阿古尔受到了撤职离校的纪律处分。然而俞秀松、董亦湘等形成这一派系的中国学生核心人物还在中山大学。……流言说，他俩组织了一个江浙同乡会。这个说得煞有介事的同乡会，为陈绍禹及其战友提供了用来反对俞秀松、董亦湘及其追随者的有力武器。因为组织这种团体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而无论如何这种据说是有的组织可以被扣上封建性团体的帽子，因而陈绍禹等人要求对它进行彻底调查。而我当时并不相信他曾正式存在过。不过，在权力斗争中，夸大其词的方法可谓屡见不鲜”。
“江浙同乡会”被炮制出笼后，应王明等人的要求，中大支部局开始调查“江浙同乡会”事件，而且请来苏联格伯乌（K·P·U）人员参加调查工作。他们轻信王明等人的汇报，并不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在第一次调查后就认定，“江浙同乡会”在中国学生中确实存在，并决定要严加惩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