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和1912年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改朝换代”的年代。
建立于1644年的清王朝，经历了“康乾盛世”的辉煌，到了嘉、道年间，开始走向衰落。鸦片战争后经过半个多世纪内外交困风风雨雨吹打，进入20世纪又经“国会请愿”、“保路”风潮冲击，早已千疮百孔，摇摇欲坠。
1911年10月10日驻守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士兵程定国、熊炳坤打响了起义第一枪。到11月9日仅仅一个月，全国已有13个省及若干州县响应起义或宣布独立。惊慌失措的清政府不得不召请内外推重，“欲振国维，舍是莫属”的“强人”袁世凯复任，以挽颓局。老谋深算的袁世凯看到满清王朝气数已尽，一面索要重权，一面对革命党打压加谈判。企图一箭双雕，既压服起义者，又迫清廷就范。
由于发动革命的同盟会组织涣散，领导人不成熟，起义军力量弱，由各省代表联合会选举，于1912年1月1日宣誓就职的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答应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迫使清室退位，就拥立他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2月12日，在袁世凯部将段祺瑞等46人以兵相见威逼之下，清室接受了南京临时政府提出的“优待条例”，宣布退位。15日，经孙中山推荐，南京政府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举行就职仪式。孙中山则在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之后，于4月1日解除了总统职务。
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不同，辛亥革命要以民主共和的“民国”取代一家一姓的朝廷。这个转变是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冲击中国古老文明的结果，是中国人在对西方强盛于中国的对比中认识到民主制度优越，又在清政府不能抵御外侮，迟滞和阻碍改革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
民国代替皇朝，意味着中国传统的统治方式将全部，至少大部不再适用，代之以西方现代政治原则和政府组织形式。其中主要内容是民选组织的国家政府代替封建朝廷，议会主权制取代皇帝主权制，平等选举代替皇位继承、实行现代官僚选拔任用制度，以宪法和法律为政治根本原则，法治取代人治，以立法、司法、行政权力的分立制衡，以及多党制、地方自治、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取代皇权一统，舆论一律的独裁专制。
在这旧制即废，新制初建之际，对于政治与法律理论及其实践的可行性论证的需求为学习法政的学生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由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生组成的北洋法政学会应运而生。
北洋法政学会成立于1912年秋，先后加入该会的250余人。学会设立评议、调查、编辑、庶务4个部，其中编辑部人数最多，达52人。李大钊由于才思敏捷，文章出众，被推举同郁嶷一道担任编辑部长。
编辑部的责任是编辑会刊《言治》，1913年4月1日出版第一期，其后半年多时间里共出6期。杂志为大32开本，中设通论、专论、杂论、译述、纪事、谈丛、史传、文苑、法令等众多栏目。
郁嶷撰写的《言治宣言书》说：东西各国历史表明，一国学术、政术不发达，与该国政治的“统一”专制相关。然而，民国成立以来，共和政治已成时尚，而“政不加进，真理日晦”，却是“政党之流毒”造成的。他认为政党是以党见号召天下的团体。应当说，不同政见互相论辩，取长补短，加以折衷，正是国强民富所需。但是“党人”对自己所持的主义，“言其利而讳其弊……不惜强聒而诡护之，而真理之在天壤于是焉尽矣”。这样一来，过去由于君主专制，真理受到压抑而不能昌明，如今在共和制度的所谓“舆论政治”下，“党人类挟其自私，簧鼓天下”，真理陷于混乱的程度，更严重数倍。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其为不党乎”？
他说，北洋法政学会的组织只是为了“群居研学”，而不是组党。《言治》月刊的宗旨也是如此。不持党见便不拘泥于成见。他人意见如有正确之处，不会因与己意不合而拒绝采纳。凡事“但取决于真理”，除去感情束缚，根绝私人意气。“当仁不让，视敌如友。”“凡所论列”，一概是同人自由研究的结果。只要言之有理，“则兼收而并包”，绝不排斥。
郁嶷这些话既表达了法政学会成员的基本政治观点——反对“党争”。同时，也反映了他们追求融会传统儒家仁爱、基督教爱人和19世纪西方自由主义宽容理念的价值取向。这种取向在很长时间里深深影响了李大钊。
但是，中华民国的建立毕竟是革命派、立宪派与表面上赞同共和，实质上仍代表旧势力，有明显专制倾向，习惯于旧式皇朝统治方式的袁世凯相妥协的结果。民国成立前后革命派与袁世凯之间始终存在争取民主与压制民主的斗争。这一斗争表面关乎建都地点、总统与国会、内阁权限、地方与中央权限，实质是新派与旧派之间权力之争。宋教仁被暗杀，革命派发动“二次革命”，国会开除国民党籍议员，国民党被宣布为非法……反映了斗争的激烈。
由于北洋法政学校接受革命思潮影响较晚，程度较轻，而受立宪思潮影响大，并且它同颁令建校的袁世凯之间又有一层微妙的关系，这就决定了北洋法政学会不可能站在同盟会暨国民党立场，与袁世凯的专制倾向做斗争，而很大程度持维护中央政府即拥袁立场，替袁世凯“统一”国家作理论论证和舆论宣传。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大钊开始发表政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