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下住了一段时间后，蒋梦麟和朋友们重新回到城市，的确另有一番愉悦之感。从乡村到城市，城市会显得特别的清新可喜；从城市到乡村，乡村却又显得特别迷人。原因在蒋梦麟看来就是环境的改变和鲜明的对照。外国人初到中国，常常迷恋于悠闲的中国生活和它的湖光山色；而中国人到了异国，却常常留恋外国的都市生活。因此人们常常发现，许多欧美人士对中国的东西比中国人自己更加喜爱。在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中国人对欧美的东西比西洋人自己更加喜爱。这就是环境改变和先后对照的原因，改换和对照可以破除单调而使心神清新。但是事物的本身价值并不因心理状态的改变而有所不同。
蒋梦麟在纽约学习的一段日子里，中日关系突起变化，以致两国日后势成水火。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改革后，于1894年甲午一战击败中国，声威渐震。中国人以德报怨，并不因战败而怀恨在心。这次战败反而意外地引起中国人对日本的钦仰和感激，钦仰日本在短短的半个世纪所完成的重大变革，感激日本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通过这次战败重建了信心与信念，对自己的前途充满新的期待和乐观。甲午之战燃起了中国人心中的希望。战后一段时间，中国曾力求追随日本走上现代化的坦途，日本一时间从中国人的仇敌变成导师、楷模。那些年，中国的年轻人以到日本留学为荣，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学生东渡扶桑，中国在政治、军事、警务、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参照日本重建了新的制度，这些制度的设计与主持大都由从日本归来的留学生负责。中国开始从日本发现西方文明的重要性，1904年的日俄战争更使中国的变革运动获取了新的动力和资源，日本成了中国人心目中偶像，日本人也变得最美丽。
中国通过她的东邻逐渐吸收了西方文明，但是中国不久又发现，日本最值得效法的东西实际上还是来自欧美。更巧的是，美国退还了通过义和团战争所获取的庚子赔款中的多余部分，中国政府遂利用庚款选派了更多学生前往美国。在过去，中国学生也有利用官费或自费留学欧美的，但数量太少，不成气候，现在由于庚款的支持，从欧美回国的留学生逐年增多，而且逐步掌握了中国政府、工商业以及教育界的若干重要位置。传教士，尤其是美国传教士通过教会学校帮助中国教育了年轻一代。因此，中国与日本的文化关系逐渐疏远，中国人心目中的日本偶像也渐行萎缩，但是日本人却没有及时意识到这一点。
相反，日本利用先前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国家无暇东顾而沙俄势力急剧衰退，远东均势遭到严重破坏的机会，在1915年突然向中国政府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如果中国政府接受了这些要求，堂堂的中华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却要沦为东邻小国日本的保护国。日本人不自量力，野心勃勃，严重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也为此后中日不断交恶埋下了种子。
中国既受东邻日本的逼迫，遂使中国很自然地与西方国家靠拢，与日本疏离乃至分道扬镳。中日关系的日渐恶化，不独影响两国关系与往来，而且深刻影响和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日本人如果真的具有远大理想和远大目标，或者说日本人如果真的具有与其野心相匹配的手腕与智慧，日本都应该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中国，赢得中国人的尊重和亲近，那么中日两国也许就能够一直和睦相处，而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形或许就不一样了。
日本的不智引起了中国人的极大反感。当二十一条还在谈判的时候，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经政府授意有意识地将这个消息泄露出去。那时，蒋梦麟正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读书，这个消息不仅使西方人大为震惊，更使中国人空前愤怒。各种各样的抵制日货运动像野火一样在中国各地迅速蔓延，尽管日本军舰集结在中国重要口岸，日军集结在辽东半岛和山东等地，并进行了军事动员。但是，中国人的愤怒火焰依然遏制不住。中国人先前对日本所建立的那一点钦佩、仰慕和感激之情迅速化为乌有，取而代之的是恐惧、猜疑和愤怒。从此之后，不论日本人说什么，中国人总是满腹狐疑，不敢置信；不论日本人做什么，中国人总是怀着恐惧的心情加以戒备。日本越是向中国表示亲善，中国人就越是感到其居心不良、居心叵测。中日关系的这种僵局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而且深刻改变影响了日本的国家形象，尽管日本在经济上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日本始终无法主导亚洲事务，无法成为亚洲大国、强国，更不要说亚洲领袖。这是日本在20世纪的最大悲哀，也是蒋梦麟在美国留学期间所受到的最大刺激，并在此后数十年左右着蒋梦麟对日本的态度。
